作者：张辉

　　罗念生先生（1904-1990）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古典学家、翻译家。他的十一卷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他所翻译的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传下来的所有七种中，仅缺可能最早的《乞援人》一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完整传下来的所有七种中，仅缺《埃阿斯》《菲罗克忒忒斯》二种］；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六种），以及《伊利亚特》《伊索寓言》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修辞学》，他的《论古典文学》（《全集》第八卷）等，滋养了几代中国人，乃是我们理解古希腊文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文学与文明无法回避的丰碑性存在。

　　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罗念生先生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诗人的罗念生先生。更准确地说，是罗先生作为一个古典学家所拥有的诗人的心灵。

　　毫无疑问，罗念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古典学家，但他并不仅仅是韩愈《进学解》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学者”而已，尤其不是满足于“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停留于饾饤之学的“学问家”而已。

　　他是鸠摩罗什、玄奘那样了不起的翻译家，他同时是一位诗人。

　　这样说，不全是因为他出版有诗集《龙涎》，写过《关于朱湘》一书，也翻译了《古希腊抒情诗选》《醇酒·妇人·诗歌》——尽管这后一本译诗集的书名，显得很浪漫、很诗性，似乎很不“古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恰恰是，即使是在罗先生留下的散文类文字中，他的序言、回忆录等等之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他的诗一般的灵魂，他的灵魂中的诗。而且，作为诗人的罗念生和作为古典学家的罗念生，不仅不是相互冲突的，而且是相得益彰、彼此成就的。不理解作为诗人的罗念生，甚至就无法完整理解作为古典学家的罗念生。

　　我们来看罗先生1935年8月24日写于北平的《龙涎·自序》：

　　我们的“旧诗”在技术上全然 没有毛病，不论讲“节律（rhythm）”、“音步的组合（metre）”、韵法，以及韵文学里的种种要则，都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这可惜太狭隘了，很难再有新的发展。于是我们的“新诗”便驶出了海港去乘风破浪；这需要一个更稳重的舵公。我不反对“自由诗”，但是单靠这一种体裁恐怕不能够完全表现出我们的情感，处置我们的题材。我认为新诗的弱点许就在文字与节律上，这值得费千钧的心力。（《全集》第九卷，《从芙蓉城到希腊》，第299页）

　　我们当然可以从诗歌的技术尤其是韵律学的角度，去理解罗先生这段文字中所做的探索。在紧接着的下面一段话中，他甚至说“这集子对于体裁与‘音组’冒过一番险”，并列出了他所尝试的从十四行体（sonnet）、无韵体（blank verse）、四音步双行体（tetrametre）、五音步双行体（pen⁃tametre couplet）……直到抒情杂体等九类名目。这是一个富于形式感的诗人的当行本色，不值得奇怪。

　　但如果我们深究罗先生之所以“值得费千钧之力”的原由和内在关切，或许对上述这段文字的理解，就不会过于流于表面了。罗先生作为古典学者的明敏的诗人心灵，在这里不经意地——或许也是必然地——显现了出来。《龙涎》，是一个中国诗人，在尝试以完全西方的形式写作中国“新诗”（注意：罗先生特别加了引号予以强调），而这些“新诗”正是与“旧诗”相对而言的。正因为“旧诗”虽然就其自身而言“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但却“可惜太狭隘了，很难再有新的发展”，所以才有“新诗”乘风破浪进行远洋航行的必要。当然，这与“新诗”中的“自由诗”并不让人满意有关，也与新诗的发展需要“更稳重的舵公”有关，需要更明确的自主意识有关。

　　这也许是属于“诗学”内部的中与西、古与今对话的“辩证法”，它当然无须过于夸张地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那样的大话题建立大而无当的关联，但罗先生既作为古典学者也作为诗人的敏感心灵，却毫无疑问地在这里有生动而具体的体现。

　　事实上，在《希腊漫话》中、在《论古典文学》中，甚至扩大而言，在罗先生对古希腊文学的所有研究和翻译中，这种从精微而饶有象征意味的细节出发，借希腊的镜子反观中国的愿望，在罗先生那里都是非常强烈的，只不过往往压在纸背而已。

　　关于此，说得最明确而最有诗意的，或许是《希腊漫话》排在第一篇的文章《古希腊与中国》。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以这个文明古国与自己祖国的联系开篇，当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真正特别的是，那篇文章看起来是在讨论“茶”“台风”等概念是否取自东方；而葡萄、萝卜、西瓜是否如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人所说不过是希腊文的译音，而实际上却从物质层面马上进入了文化与文明问题。罗先生自我调侃地说道：“还有石榴也是同葡萄一块儿输入我国的，只可惜rhoria一字和‘石榴’的字音相差太远了，要不然，我也可以冒充一个发现家。”（《全集》第九卷，第81页；另见罗念生：《希腊漫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发现家虽然没有做成，罗先生从这些诗一般的细节出发将自己对希腊的发现烛照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目的却是毫不隐瞒。文章一开头，他就说过：“我们通常都觉得东与西原是两个方向，特别是希腊那样辽远的地域、那样古昔的时代，好像和我们没有一点儿关系，其实在我们古时候也受了一些希腊影响，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全盘接受。”（《希腊漫话》，第1页）而在这则散文的结尾，罗先生则风趣地说：“此外，不知我们还直接或间接接受了一些什么希腊影响？ 如果有人肯在那些山道上或海道上去寻找，也许还可以找到古希腊的歌舞队翩翩飞舞来到唐宋的宫前时所遗下的踪迹。”（《希腊漫话》，第5页）

　　当然，古希腊歌舞队是否翩翩飞来过唐宋乃至元明清，只是重视“事实联系”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们所格外关心的问题，罗先生以他的诗人之心更加重视的，应该是东与西在时空上距离很大的两大文明之间，所具有的真正以文明为度量单位的联系与距离——那些超越时空的联系和距离。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造一个新词：“文明间距。”

　　但罗念生先生，显然比我们更具有诗人气质，或者说更富想象力。他的家国情怀、他在抗战时期对父母之邦的强烈情感和少年血气，甚至是与阅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一译《原史》）和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相互发明、相互激发的。在《希腊漫话》的序言中，罗先生这样写道：

　　集子中关于希腊波斯战争的故事多取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我总觉得我们的国运于希腊的很有相似之处，我们读了这些史话一定更加奋勇。又，关于亚历山大作战的故事多取材于阿 里安的 《亚历 山 大远征记》……如今日耳曼人南下行凶，很令人愤慨！ 希腊人这次为 自由而战，又写出许多轰轰烈烈的史话，我们彼此都深表同情。希望我们的联合阵线胜利后，希腊又得恢复自由。我谨将这集子献给东西两个古国的抗战英雄。（《希腊漫话》，序言，第1-2页）

　　真不愧为诗人罗念生！ 难怪在1983年先生79岁之时，为《希腊漫话》这段写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烽火硝烟中的文字写作《再版后记》时，一开篇就写道：“人到暮年，重读这些小品文，依然似青年时血气旺盛。”（《希腊漫话》，再版后记，第193页）正因为此，我们不仅可以说罗先生是一位具有异常敏感心灵的诗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有血气的诗人。

　　归根结蒂，对诗人罗念生来说，虽然他早年负笈海外“学习一种‘死’文字，‘死文学’”（《希腊漫话》，再版后记，第193页），长达一个甲子时间坚持翻译、研究古希腊文学，是个古典学家；但与此同时，他却始终是一个有风骨、有气象、有少年精神的布衣诗人。因为，他在内心知道自己的精神位置：

　　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

　　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龙涎》之《东与西》，《全集》第八卷，第312页）

　　更因为，诗人罗念生，对自己的时代和永恒的时间有自己最深刻的体味：

　　有人说时间在光影里，但黑暗也不间地

　　推移；有人说它随着动力转变，但静止也像在运行。有人说时间原住在声音里，但沉默也像在拖延。

　　我忽然望见了时间，那不是一条线，

　　也不是一道圈；那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密密的充塞着天宇，这一点是太初也是末日，更无从分辨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别怨

　　生命的短促，这短促是永恒的一片。

　　（《龙涎》之《时间》，《全集》第八卷，第348页）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纪念古典学家和诗人罗念生先生，也正是因为，我们和他一样，并不认为时间是光影、是动力、是声音，是一条线、一道圈而已。该消逝的一定会消失，但对一个真正的诗人——像罗念生这样的诗人而言，生命虽然短促，“这短促是永恒的一片”。

　　（2024年7月初草于京西学思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