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3年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之后，2024年的国庆档期再次迎来了战争巨制、铁血不灭的《志愿军：存亡之战》。作为陈凯歌导演“志愿军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本片继续浓墨重彩书写抗美援朝这段“立国之战”的宏大历史。如果说“三部曲”第一部重在交代战争源起，相对更偏向于“事”，即讲清抗美援朝“因何而起、为何而战”，第二部则更强调“人”，跟随人物真正深入抗美援朝战场，通过不同角色在战火硝烟中的浴血成长，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屈的战斗意志、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信念之光，用光影故事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的“胜战密码”，通过“史”与“诗”的交融谱写了壮丽的英雄交响。

　　“史”：作为叙事依据与美学底色的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三部曲”作为抗美援朝题材的全景式电影作品，必然具备某种教科书式的文献性，必然遵循基于中国立场的政治话语和相应的历史逻辑，必然要在确保“大事不虚”的基本原则之下开展历史叙事。在首部作品讲完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第一、二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存亡之战》聚焦第五次战役，重点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人民军队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精神的铁原阻击战。

　　影片名为“存亡之战”，正是对铁原阻击战重大影响的准确概括。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连续作战一个月后主动后撤转移，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则利用其摩托化机械化装备优势，直扑我方具有战略性价值的交通要冲和后勤基地铁原。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志愿军第63军2.5万将士临危受命，在涟川、铁原防线与两倍于己的敌军殊死激战，顽强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在历时12个昼夜、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最终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确保了志愿军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转移，有力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其摧毁我后方基地和交通线、消灭志愿军主力的图谋，为稳定朝鲜战场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63军军长傅崇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铁原阻击战“是63军有史以来经历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仅仅经历12天的鏖战，傅崇碧的体重竟急剧下降了25斤，可见战事之激烈、战况之惨烈。

　　为了真实再现抗美援朝战争进程，《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编剧张珂深入研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抗美援朝战争史、63军等各军军史、将领回忆录等抗美援朝史料，力求从扎实的史料中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即使是艺术虚构也多有原型依据和史料出处。观看本片的感受便能充分印证这一创作方法。第五次战役本就是为打破敌军企图登陆作战、南北夹击的图谋而发动的，片中彭德怀“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台词，便准确揭示了这一战役背景。影片对于敌军的步坦炮协同作战方式有着清晰的呈现：几乎要将山头削平的“范弗里特弹药量”，敌军甚至在双方交战人员已经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仍实施疯狂炮击，这些细节正来自抗美援朝战史的真实记载。片中志愿军第63军189师政治委员蔡长元反常规用兵进行散点分布防御，将全师9000多人分散为200多个小阵地，这种无比悲壮的绝命式打法，正是当年的战斗真实，“每个人像钉子一样狠狠地钉在自己的阵地上”的台词，甚至就直接来自第63军党委发给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动员。片中李想组织夜间防守反击并得手，来自志愿军司令部电令63军由坚守防御改为机动防御的指示要求。188师派出小分队打开水库以阻滞敌人进攻的情节，则出自63军战史中记载的英雄壮举：为阻止敌人进攻，188师564团炸开内外加山水库，该团5连自断后路坚守孤山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可以说，影片《志愿军：存亡之战》所具备的雄浑阳刚的美学风格，正来自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本身，来自一个个为了保家卫国而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志愿军战士，来自一次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奋战拼杀，来自“最可爱的人”身上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的昂扬精神力量。影片主创由“史”出发的创作态度，使影片准确把握住了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核心和灵魂。

　　“诗”：美学原则下的艺术探索与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一直是重要的创作与批评维度。对于影片《志愿军：存亡之战》而言，如果说遵循历史逻辑和坚守价值立场属于“历史的”维度，那么基于美学原则进行艺术创新则属于“美学的”的维度。两个维度是一个整体，没有前者，创作就会缺乏有力的价值支撑，而没有后者，则易变成对于政治的简单图解。在本片中，我们显然看到了尝试缝合史与诗、意识形态与美学表达的创新努力。

　　作为投资巨大的系列战争电影，“志愿军三部曲”在类型上固然不同于《较量》《冰血长津湖》《为了和平》等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在创作定位上也与《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军史文献片存在一定的差异。创作者试图在遵循史实框架的基础上，主动借鉴世界战争片创作的有益经验，吸纳新时代以来“新主流”战争片创作的积极成果，尝试为中国战争电影创作开拓新的道路和空间。

　　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影片为这个宏大的三部曲战争巨制建构了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系统。这个系统由两大类人物形象构成：一类是真实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彭德怀等，另一大类则是艺术化创造的虚构人物，而后者或正是其在艺术创新上的重要体现。片中虚构的叙事人物如李默尹、李想、李晓、吴本正、孙醒、杨三弟、赵安南等，大多承担着贯穿三部曲的结构性叙事和表意功能。

　　李默尹一家无疑是家国同构的隐喻。李默尹几乎见证参与了每一场重要战斗，他是深入前线的高级作战参谋，更是牵挂儿女的慈爱父亲。儿子李想是在火车上也不忘绘制军事地形的标准军人，作为188师营教导员带领战士们在第五次战役中奋勇战斗并壮烈牺牲。女儿李晓在父兄奔赴战场后毅然参军，一家三口在抗美援朝战场团聚又分离。在首部作品中，李晓是一个稚嫩的外交翻译，到本片最后已是经历生死、日益坚强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广播中，她唱响抗战歌曲《河边对口曲》，战士们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被点燃的是高昂的战斗激情：要想不让朝鲜战场的惨状在祖国和家乡重现，就只有向死而生、英勇战斗，而这正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下最朴素也最浓烈的情感原点。

　　归国军工专家吴本正在前线召集的战地座谈会是片中非常震撼和催泪的段落。他在会上得知，反坦克手榴弹、无后坐力炮等国产装备的先天问题竟然在前线被战士们克服了，而解决方式竟然是突进爆炸杀伤半径抵近投掷和发射，这种几乎有去无回的战斗方式极大震撼和洗礼了他，这个原本只相信理性的数据、逻辑进而推导出中国无法战胜美国的留洋知识分子，第一次知道凭借人的精神意志可以突破技术的限制，创造出以弱胜强的人间奇迹。当他目睹小战士用抵近投掷方式炸毁坦克并壮烈牺牲，终于从最初的怀疑转变为对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吴本正的这种转变，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

　　片中完成转变的还有孙醒，这个松骨峰战斗的幸存者在铁原找回了自己的记忆并参与了这场载入史册的激战；还有杨三弟，这个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克服了自己的心理恐惧，成长为一名坚定勇敢的战士。可以说，这样的人物成长历程本身就具有艺术创造的诗性。虚构人物的设置不仅为影片创造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思想深度，其成长变化更建构了丰富立体的人物弧光，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和共鸣感。所有这些角色，从国家领袖、高级将领到军工专家、基层指挥员、普通战士甚至运输司机，共同构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人物群像。

　　除此之外，《志愿军：存亡之战》延续了三部曲的诗性表达。松骨峰上象征着中国人民不屈意志的不倒松，与本片中铁原阵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依然挺立的战旗，都有着相同的象征意蕴。而李想面壁时和牺牲前出现的七星瓢虫，妹妹送给哥哥的带着余香的干花，彭老总送给李默尹其后又被转送给李想、李晓的糖果，都象征着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和平和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如果说《志愿军：雄兵出击》是抗美援朝“为何而战”的合法性论证，那么《志愿军：存亡之战》则是对抗美援朝“因何胜利”的精神揭秘，两部影片共同传达的都是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导演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曾动情地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些人被遗忘，这是我去拍‘志愿军三部曲’最大的动力。”事实上，英雄的志愿军从未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片中即将牺牲的李想在与军长的通话中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回不去了，你们继续前进！”这句话与海天英雄王伟牺牲前的遗言形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从南昌建军到建立新中国，从保家卫国到奋斗强军，已经走过97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从未忘记自己肩上的使命责任。就此而言，影片《志愿军：存亡之战》中“史”与“诗”的英雄交响，既是在赞颂历史，也是在建构现在与未来。

　　（作者：詹庆生，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