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的持续影响和欧洲大学制度的不断变革中，文学、历史、哲学等古老的学问终于蜕变为具有现代学术范式的新兴学科。不过，就在民族语言文学、国别史等新兴专业兴起的同时，仍有一门以古希腊、古罗马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在欧美大学传习，那就是“古典学”。这门诞生于18世纪末的学问同样是近代学术风气激荡下的产物，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差异性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高度兴趣催生的既古老又现代的学问，而其发展过程始终受到现代语言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方法的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几代学者的努力，古典学在中国逐渐得以建立，尤其在最近十余年进入本土化的深层发展阶段，出现了与传统“古典学”相对应的“中国古典学”。一些高校设置了跨学科的“中国古典学”学科方向，多次举办“中国古典学”学术会议，以“中国古典学”命名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学”学术路径的提出，反映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范式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是在对中国本土知识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的张力进行深入反思后重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尝试。

　　单一学科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科系设置和学生培养模式试图按照西方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现代学科的标准，从中国传统知识资源中提取出不同的知识区块，再以各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相关区块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作为学科和方法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欧洲民族文学史编纂风潮和大学文学学科体制的影响下形成的新型研究和书写方法，其所谓“文学”（literature）根植于18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观，韦勒克将其核心概括为“审美化”和“民族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所谓“纯文学”观念最终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大学文学课程的主流观念。

　　百余年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认识，究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是对神话、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文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则以元曲为“一代之文学”，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奇书”“野史”一变而成为“名著”“经典”，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二，是对文学与经济、政治、地理、科技等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深刻认识，文学研究从一种感悟、体验式的个人爱好转变为注重系统性、学理性的专业工作。120年来，数千种通代、断代、分体、主题、地域文学史持续涌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其在方法、视野层面的局限也不断暴露。文学史强调历史的连贯性和因果关系，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残缺、零乱的断简残篇，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充满各种偶然性的传播过程，基于这种文献现实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多大的可信度，早就引起学术界的质疑。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说，问题尤为复杂。

　　首先，中国本土“文学”观念与literature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既表现在文体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基于欧洲文学发展历程，西方学者认为，“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文学将不得不成为一种既“晚熟”又“跛脚”的文学。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就曾为汉语文学何以缺乏长篇“史诗”而深感焦虑。正是为了消除这种焦虑，朱光潜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表现”传统，将其与西方文学的“再现”传统相对应；旅居海外的陈世骧、高友工等则以“抒情传统”标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尽管无论“表现”还是“抒情”，其理论渊源仍来自欧洲文学传统。至于观念层面，中国古典诗文强调载道与征实，而西方近代文学观强调抒情性和虚构性，基于后者的文学史观无疑会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造成一定的遮蔽与扭曲。

　　其次，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量概念均由中、日学者从西方翻译而来，部分概念使用了汉语中已有的名词，但其内涵已有所差异，比如“作者”与author、“寓言”与fable、“小说”与novel、“讽喻”与allegory、“抒情”与lyric等，这也造成我们对中国文学史认识的若干误区。

　　最后，在以“文学”这一现代学科范式对接传统四部之学时，研究者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所谓“集部之学”或“辞章之学”的范围中，而中国古典诗文传统，也包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均与经史之学关系密切，研究者知识领域的自我设限难免造成中国文学研究中若干重要的概念、现象成为“无源之水”。四部文献都被从他们曾经生长的土壤中拦腰截断，在不同学科的解剖台上接受新的命运。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及其原有结构被彻底分解，毛亨、郑玄、孔颖达、朱熹这些曾经和《诗经》密不可分的名字在中文系的《诗经》课上几乎绝迹，而中文系的“王安石”和历史系、哲学系的“王安石”也都仅仅成为“王安石”的一个侧影。至于那些不幸落在现代学科范围之外的文献，无论它们曾经具有何等的经典性，都被扫入历史的尘埃。《公羊传》《穀梁传》《仪礼》《周礼》等典籍和大量的传记注疏由此成为现代学术的“弃子”。

　　古典学为学术提供新的研究向度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来说，是不是可以放弃现有学科范式，重新回到传统“四部之学”的格局呢？事实上，学术界不乏这样的尝试，其中成就最大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学研究的复兴。在“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鼓舞之下，学界重新认识到经部文献的重要价值，大量人文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基础文献整理、经典文献阐发、经学发展历史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只是由于缺乏学科体制的支撑，相关学者只能以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学术史、思想史等名义在文史哲科系中勉强寻得生存空间，不仅在发表、立项等现实层面面临重重限制，在学理层面也存在不少混乱。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少学者主张设置“经学”学科，使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空间。

　　不过，传统经学家多强调“治经之学”和其他学问有所不同，其在立场上强调以维护文本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为前提，即便是宋以来出现的“疑经”传统，也是以维系圣人的权威性为前提。无论“废序”还是“尊序”，“佞汉”还是“佞宋”，在“尊经”“崇圣”的问题上则别无二致。在传统社会，这种学问对于世道人心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个经历过启蒙、理性洗涤的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可能再基于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信仰来阅读、研究这些经典。如同陈壁生所指出的，传统经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经学势必要在现代学术范式中找到新的出路。同样，传统的集部之学旨在训练士人的古典诗文鉴赏与写作能力，而在经历白话文运动之后，这样的需求显然难以再成为社会主流；诗话、词话、诗文评、小说评点等表达方式也难为现代学术体系所完全接纳。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传统的“四部之学”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学术体系下复活，古代文史研究必然要在传统知识资源和现代学术体系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考量而做出的尝试。

　　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的“四部之学”，也就是基于中国目录学传统而建立起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因此，中国古典学绝不是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史、中国哲学等现代学科方向的简单叠加，我们需要讨论的也不是唐诗或《红楼梦》是否属于古典学，如果一种知识已经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得到充分而有效的研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给他戴上一个“中国古典学”的新帽子。

　　中国古典学处理的应当是现代学科体系无法解决或者是未能充分关注的问题。就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而言，“中国古典学”遵循与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一样的基本范式，包括研究者主观立场的悬置、对于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自觉区分、对于史料真实性的质疑和考据、对于论证的逻辑性要求和方法的规范性等。然而，就研究视野来说，中国古典学不再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现代学科属性的切分，不再将相关现代学科的立场与方法作为研究前提。恰恰相反，它尊重中国古典文明的自身结构，并试图在这一结构中理解其丰富内涵。在这样的研究中，对于此文明之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的关注甚至超过对具体个案的关注。因此，不仅经部文献会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传统的史、子、集部文献也将在“中国古典学”的视域中获得新的研究向度。我们的问题将不仅仅是汉魏文人诗发展的原因和成就，而是“诗人”“作者”“缘情”这些概念最初如何在经学阐释中得以建构，又如何促成了汉魏士人诗文写作的新变；不仅仅是韩柳古文的风格特征抑或儒学思想，而是作为一个唐代士大夫的韩愈为何要选择“古文”这种文体形式来复兴其儒学理想。

　　不必讳言，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离不开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但基于中西古典知识体系的自身差异，中国古典学的建立更需要基于本土知识传统，在充分发掘自身概念、理论和话语资源的前提下，加强与西方古典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中国古典学的建立并不是要取代文、史、哲、艺等现代学科体系，如何在现有的学科格局中为中国古典学找到一种合理而有效的发展方式，是对学者和学术管理者的考验，也是时代留给当代学人的一张充满挑战的问卷。

　　（作者：程苏东，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