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诗歌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灿若星辰。中国诗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特质？在碎片化阅读的当下，如何推动中国诗歌的传播，激发更多人对诗歌的热爱？

　　12月10日，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主办的“2024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诗歌分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朗诵家等诗歌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参与”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欧阳江河主持论坛。

　　汉字成就诗歌 中国文化以诗为大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风”诗，即来自民间的诗歌，作者的身份比较模糊，这些作品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类是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诗歌，其主要功能是安放灵魂，解决自身的问题。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三大主义”，要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等，本质上是要强化诗歌的社会参与作用。

　　诗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渡从戴望舒的诗句“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来分析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在他看来，这一行诗背后有两个潜文本：一个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另一个是中国古典的“庄周梦蝶”。“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体的绝对存在，但“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却把主体取消了，强调主客体的平等、融合、统一。就像辛弃疾的诗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其中的人与物互为主体，也互为客体。“中国诗歌恰恰追求的是一种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之间的平等，而且包括人与物之间的平等。”

　　诗人、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树才对诗歌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谈道，诗歌被文化包含其中，是文化的“尖端”部分。文化孕育尚未成型的诗歌，诗歌一旦形成，它的题库一定是新的。诗歌的载体是汉字，汉字特别适合于写诗，所以成就了中国诗歌。在他看来，在中国文化的潜意识里以诗为大，百姓以自己的孩子能背诵诗歌为荣，对能作诗的人充满敬佩。

　　为诗歌插上翅膀 飞进千家万户

　　论坛上，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的传播与翻译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全球化大潮中，如何让中国诗歌瑰宝焕发新活力，如何利用现代传媒的力量实现中国诗歌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并激发大众的参与热情，成为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陈宏以中国教育电视台文化品牌《诗意中国》节目的实践为例，阐述了大众传媒在推动中国诗歌传播及大众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直言，大众传媒在赋能诗歌传播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如何确保诗歌传播的准确性、避免曲解戏说低俗化的倾向，如何坚守诗歌的文化底线与艺术价值等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在《诗意中国》的舞台上，瞿弦和、张筠英、乔榛、虹云等朗诵界艺术家用他们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

　　“作为诗歌朗诵者，就是要让诗歌插上翅膀飞进千家万户。”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委员会主任瞿弦和说，诗歌朗诵，无论是现场的朗诵，还是网络上的朗诵，都有助于推动诗歌的普及与传播。当前，全国各类朗诵展示活动层出不穷，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并推动了朗诵艺术的创新。他表示，朗诵艺术工作者要进一步提升自我、服务群众，为中国诗歌的广泛传播作出新贡献。

　　“80后”诗人、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李壮则以李元胜的诗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和燕七的《鲸鱼安慰了大海》等网络爆款诗歌，来阐释随着新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兴起，诗歌的社会参与形态发生的显著变化。他谈道，网络空间中的诗歌传播与接受，逐渐脱离具体的时空框架，变得更加随机和碎片化。这同时带来诗歌创作的新变。诗人在写作中往往将宏大的外在世界切碎，赋予每个碎片独立的美学意义。在碎片化的参与过程中，一句惊人、抓眼球的句子往往更容易被注意，导致标题党现象延伸至诗歌领域。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反思。

　　在诗意的跨语言转化中，如何传递诗歌的形与神，让世界读懂中国诗歌？在翻译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赵振江看来，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可以翻译，但诗歌的形式和节奏比较难翻译。特别是古诗，一旦翻译为外语，原有的形式之美几乎都消失了。因此，诗歌翻译本质上是翻译家读懂了一首诗，并用另一种语言重写一首相同意思的诗。因此，好的翻译家，既要能够真正读懂原来的诗，又要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其内在的诗意。（光明网记者邱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