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7日晚，在夜色朦胧中，浑厚的钟声在塞纳河畔再次敲响。历经五年时间修复的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

　　作为久负盛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哥特式建筑，因为五年前的一场大火，屋顶、塔尖被烧毁。它的“悲剧”与“重生”，宛如一面镜子，照映出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不足，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保护为先”的重要性。

2024年12月8日拍摄的巴黎圣母院外景。新华社记者 高静/摄

　　保护，不能“到时候再说”

　　时间回到5年前。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傍晚，正在做局部维修的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让人们不禁自省——我们是否足够珍视这些历史的“见证者”？

　　“教训是深刻的，损失是惨重的。尤其对于不可替代文物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建筑损坏也严重影响到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看来，真实完整地将文化遗产传给后人，是我们的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面对全球环境变化，面对文化遗产保存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实现“预防性保护”的工作目标显得更加迫切。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原院长任毅敏同样谈到了上述问题。他举例道：“拿2021年山西洪涝灾害来说，受暴雨影响，上千处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地基塌陷、建筑倒塌等问题。以前我们认为山西发生洪涝灾害几率较小，但是灾害真正来的时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任毅敏认为，不管是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还是山西文物遇到洪涝灾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不具备充分的应对能力。“这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在灾害发生后，怎么能最大限度地抢救文物，使损失降到最低。这离不开提前规划应急响应预案、构建整体保护理念，不是‘到时候再说’这么简单。”

　　事实上，文化遗产的脆弱性，需要更加严谨的态度和更加有力的措施。每一次灾难也提醒着我们，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时刻警惕、久久为功。

重新开放仪式上的巴黎圣母院。新华社记者 高静/摄

　　国际合作，浴火重生

　　纵观巴黎圣母院“浴火重生”之路，国际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据法国媒体报道，过去5年内，巴黎圣母院收到来自约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合8.46亿欧元捐款。但要明确的是，想要“复刻”火灾前的巴黎圣母院，不仅需要金钱，更需要大量的匠人和技术。

　　经过“现代派”和“复古派”的激烈争辩，法国议会两院通过法案，要求重建工作确保巴黎圣母院恢复原貌，且在工艺、材料上使用传统的工艺。

　　历时五年，汇集多国建筑师、工程师、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文物修复师；应用三维扫描、无人机拍摄、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对不少于42000平方米的石材饰面经过历史性整修；翻新或重新雕刻了2000座雕像和装饰品。

　　其中，中法合作尤为亮眼。2019年11月，中法签署协议，中国专家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2024年2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等前往法国，就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进行交流。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周萍表示，巴黎圣母院屋顶和塔尖采用的木材主要是橡木，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里面的大量木材是松木和柏木。虽然木材种类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后续合作。双方确定未来在木材或木质遗存的保护研究方面开展合作，拓展中法文化遗产合作的深度。

　　“巴黎圣母院得以浴火重生，离不开国际社会多方通力合作。”汪万福表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文明互鉴，必然成为民心相通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任毅敏也表示，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过程打破了地域概念，没有国籍、肤色、种族等方面的约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和思路。

法国巴黎圣母院内部。新华社发（朱利奥·皮亚蒂摄）

　　加强预防性保护，做到技术与管理并举

　　修复巴黎圣母院，不仅是对物质遗产的重建，也是对文化遗产的复原。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平衡，以及如何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养维修等，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捷径可以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指出，以文物建筑为例，不同于博物馆中的馆藏文物，前者大多处于使用状态，而“使用”也成为其主要的保护难题。需要明确的是，一刀切地对其进行“绝对保护”，使其完全不被使用是不可能的，这对建筑本身而言也不利于保护。

　　在加强保护，尤其是预防性保护方面，徐怡涛认为，就消防来讲，有两条路可走——增添设备或加强对人的管理。后者可以通过设定参观线路、设置巡查制度、强调技术规范、加强使用管理等举措来实现，这些绕不开经费、机制两个问题。虽然这些年逐步加大了投入，但和实际需求还有不小差距，短期内也不可能一并补上，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把文物依据价值进行分类。

　　徐怡涛以山西文物建筑为例表示，有些因评选“国保单位”属地管理的原因，实际价值要高于其现有保护价值。这需要建立一个基于价值的文物工作体系，特别是针对一些高价值文物的管理、研究和记录，都要尽快去做。“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让价值的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任毅敏也提到管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下文物保护主要运用了技术方式，却忽略了管理方式的重要性。“我们要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日常保养维护，做好风险应对工作。很多文保单位都是等文物‘病了再修’，这样周而复始下来，确实比较可怕。”

　　具体怎么做？任毅敏认为，要“定期体检”、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有小毛病赶快采取措施，该吃药、该保养、该手术，和人的保健是一个道理。”

　　如今，借助先进技术，敦煌文物保护已经从抢救性保护进入预防性保护的阶段。“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光照、湿度和微生物等因素可能给壁画带来的问题。做好预防性保护，才能在此基础上研究壁画，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汪万福说。

游客参观莫高窟复制洞窟第276窟壁画。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做好系统性保护和全社会参与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何振良认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实践，以系统性保护为总体策略，需在深入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各环节特性和关系的基础上，以整体性思维控制、推动所有保护环节的计划、实施与评估，形成保护、管理、研究与利用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以达到最优保护效果。

　　何振良表示，系统性保护既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注重技术实施的保障体系建立；既着力于文化遗产工作者的保护管理行为规范和能力提升，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社会参与；既要确保文化遗产完整真实地代代相传，也致力于推动所依存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在这一体系中，遗产价值的系统阐释、管理机制的有效建立、保护策略与方法的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汪万福看来，最印象深刻的，是前不久通过的新修订文物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应该说修订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与此同时，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为解决基层文博力量不足问题，2022年山西省文物局开设新专业方向，并委托山西大学在2022年至2030年面向全省117个县（市、区）定向培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对此，任毅敏表示，通过加大实习力度，该专业学生毕业后能直接投入工作。

　　徐怡涛也指出，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形成“高低搭配”，既有突出价值研究能力的培养机制，也有面向基层开展保护工作的培养机制，在具有相近的学科共识基础上，做好交叉互补。

　　此外，公众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徐怡涛把文化遗产价值比作一个链条，即由学者研究发现价值，再到保护宣传形成社会共识。在他看来，要用受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做好这项工作，但关键是有人去做。

　　正如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描绘——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历史的诗篇、文化的瑰宝。这一次的“重生”，不仅是一次历史的重现，更是对文物保护的一次深刻反思。（光明网记者 雷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