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倏忽而过，经典常读常新。当我们追溯一年前、十年前、一百年前就离开的作家时，会更加相信“写下即永恒”。

　　2024年，一些作家离开了我们。或许上次翻阅他们的作品是昨天或几年前，甚至从来没看过，但当我们打开他们的作品时，可以说一句：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是的，作家是一直在探索的人，正如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所说：“我们疲倦的眼睛还是在探索——始终在探索——焦渴地在向人生探索什么东西。”探索的结晶就是作家的作品。

　　美国作家约翰·巴思（1930—2024）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国内出版了约翰·巴思早期的多部作品，如《曾经沧海——一出漂浮的歌剧》《路的尽头》《烟草经纪人》等，他后来出版的小说《信》等作品还未出中文版。1973年，约翰·巴思的小说《客迈拉》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客迈拉》由《敦亚佐德》《英仙座流星》《柏勒罗丰》三个故事组成，约翰·巴思在书中重写了阿拉伯和希腊神话，通过改写原作的细节、人物关系、故事发生的时间等，让人们看到了经典作品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样子。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提要 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中提到：“他的小说开拓了小说的新疆域——或者不如说提醒人小说曾经有过这些疆域，现在却成了空谷足音。”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1925—2024）著有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其中《桑青与桃红》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颇有影响。聂华苓在新版后记中写道：“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怎么写法，我就怎么写法。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人’——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政治、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我也许没有成功，但那是我在创作《桑青与桃红》时所作的努力。”聂华苓用英文写的《沈从文评传》出版于1972年，推动了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推动文学交流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爱荷华大学进行写作或交流，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萧乾、王蒙、莫言、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等都曾参与。

　　2024年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等逝世100周年。

　　作家老舍认为约瑟夫·康拉德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约瑟夫·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写道：“不，不可能；你是不可能把你一生中某个时期的生命的感觉——那构成你的生命的真实性的意义——你一生的微妙而贯穿一切的本质——的东西传达出来的。不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和在梦境里，都是孤独的……”他又在《“水仙号”的黑水手》中写道：“我试图完成的任务，是通过书写文字的力量来让你听到，来让你感受到——但最重要的是让你看到！”正是在这种矛盾中，约瑟夫·康拉德创作了《吉姆老爷》《诺斯托罗莫》《在西方目光下》等作品，探索着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文学之路，并影响了福克纳、老舍等中外作家的写作。

　　虽然卡夫卡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却阅读了很多中国典籍，并写了多篇中国题材的小说，例如《往事一页》《一道圣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国人来访》等。在小说《猎人格拉库斯》中，格拉库斯对市长说：“我总是处在通往天堂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右忽左，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卡夫卡的这段描写显然受到了庄子写的“庄周梦蝶”的影响。卡夫卡在1916年5月给菲莉斯的明信片上写道：“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坐车回家的话（其实我是中国人，也马上能坐车回家），那么今后我必须强求重新回到这儿。”这是卡夫卡向往中国文化的体现。

　　2024年是日本作家安部公房（1924—1993）诞辰100周年。大江健三郎曾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安部公房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在《箱男》《砂女》《他人的脸》等作品中，安部公房试图为处在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例如，在《砂女》中，捕捉昆虫的仁木顺平却落入沙坑而成为别人的猎物，当他能离开的时候却自愿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了可以改变环境的屯水装置，“逃亡，在那以后第二天考虑怕也不迟”。

　　此外，2024年是美国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逝世20周年。除了《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论摄影》等学术著作，她还出版了《火山情人》《在美国》等小说，其中《在美国》获得了200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2024年是我国香港作家梁羽生（1924—2009）、金庸（1924—2018）诞辰100周年。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雪山飞狐》中并没有让胡一刀正面出场，而是通过众人的叙述来了解他，并试图揭示真相。小说的结尾是：“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这一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

　　百年倏忽而过，经典常读常新。当我们追溯一年前、十年前、一百年前就离开的作家时，我们更加相信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写下即永恒。”（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