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大立

　　随着普通话在全国的全力推广，随着飞机高铁的广泛普及，人们的出行半径变得“越来越小”。“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国标”，在新中国推行了近70年。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北京话作为推广普通话的“标准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地朋友的关注。

　　接触北京话比较多的外地朋友不断注意到，过去京腔京韵的“京片子”北京话，讲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北京人说话，口音里的“儿”化音仍然比较“醒耳”。虽然对交流无甚大碍，但对于很多想熟悉、了解乃至把玩北京话的朋友，不但想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北京话的儿化音至今仍然令他们有些困惑。

　　北京人说话儿化音多，也就是很多外地朋友都称北京人说话爱“卷舌”，称北京话的很多吐字归音有些“大舌头”由来。北京话作为一个大家比较成熟的语系，它有自己的发音规律。上面所提到的儿化音，就是讲北京话的当地人，大多也不是很清楚它的由来。只是绵延传承间，“从娘胎里带来的”。

　　其实，北京话的儿化音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对于重要的、庄重的、尊崇的地域、建筑、地名，北京话的发音是不带“儿化”的。只有对相对“很轻视”“不太在意”的地名、建筑场所、物品才加入“儿化”以示区别。

　　侯宝林先生曾经在他的相声作品《普通话与方言》当中举过几例来说明“轻”与“重”的区别。比如，这孩子长得跟“花儿”似的，听起来很受用。假使没有“儿化”，“这孩子长得跟“花”似的，再用北方语态表述，听起来就很别扭。还有“球”和“球儿”的区别。不带“儿化”，显得“球”很庄重，它们均被纳入正式的国家国际比赛项目，比如足球、排球、篮球等；加入了“儿化”，物体就一下子显得很轻了。比如“玻璃球儿”“小皮球儿”等。侯宝林先生没有归纳原因，只说了北京话儿化音的一些特点，笔者以为这是相声段子，不遑过多的论证。但先生的相声的确打开了一个探讨北京儿化音的好视角。

　　我还记得赵宝刚、冯小刚联合导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姜文饰演的角色王起明曾在纽约的一个加油站打工。一个女生过来和他套近乎，说她们家也在北京。王起明问他住在哪儿，她直言相告：我也是北京人儿，我们家就住在“西直门儿”。一个不该加儿化音的地方加了“儿化”，瞬间暴露了她不是北京人的“秘密”。上面说过了，北京话在表示很重要的位置、场所、物品的时候是不加儿化音的。比如北京城古城，自古就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北京话对于皇城的正门，都是从来不加“儿化”的，以示庄重。比如崇文门、西直门、朝阳门等，但是对于非“承担重要使命”的侧门，则不由自主地加上“儿化”。比如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角门儿等。还有对于“桥”的称呼，有皇家色彩的桥也是不加“儿化”的。比如金水桥、卢沟桥、银锭桥、十七孔桥、玉带桥、观音桥等。但是也有特别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北京永定门和前面之间曾经有座始建于元代的古桥，也曾是始自明清，皇家去天坛祭祀的一座必经之桥“天桥”。这么“神圣”的一座桥，本该“严肃”地自去儿化，但这座桥命运多舛。明清两朝，特别是清中叶之前，天桥这一带还是一片沼泽。皇上欲去祭天，这座桥是不二之选。但是时间到了光绪年间，北京东南角的湿地逐渐消失，“天桥”成为了“旱地桥”。光绪三十二年，非常漂亮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此后又经多次改建，直至1934年北平的道路扩建，桥身被全部拆除，以至于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桥的原址成谜。因此在北京百姓眼里，这座桥是逐渐被皇家遗弃的桥，它在民间的位置也逐渐被“轻放”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语言的演化，“桥”的后面不知不觉地被赘上了“儿”字，沦落到了“民间”。天桥儿、高粱桥儿、白石桥儿、后门桥儿、八里桥儿如是也。

　　在北京话里，北京的胡同、巷子，因为是纵横于民间，发音上都是要加“儿”化，以示区别的。比如“胡同儿”“东交民巷儿”“锣鼓巷儿”“剪子巷儿”等。但是有趣的是，“胡同”这个词，在它前面没有地名的时候，有“儿化”，在加了地名之后，“儿化”就瞬间消失。比如：史家胡同、米市胡同、碾子胡同、钱粮胡同，都没有儿化。不过如果“胡同”之前加入了方位名词，比如，东西南北的方位，“儿化”就又“回来”了。如“南长街儿”“北土城儿”“景山东胡同儿”“西皇城根儿”等。

　　其实，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例子，凡是在北京人心中的份量不那么重的，就会轻轻松松地把它“儿”化。比如北京地名带“口”字的。城里的“口”字地名一律儿化：“灯市口儿”“新街口儿”“交道口儿”“鲜鱼口儿”“珠市口儿”“六部口儿”等。按理说，“六部口”在明清时期是指中央行政机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的六部所在地。这些部门直接归皇帝统领，负责全国的行政事务。这应该很重要吧？但北京话依旧在地名后面加了“儿”化。

　　城外位置重要的，涉及城险关隘，“儿化”立马去掉。比如进入北京平原的重要关隘地带：“南口”“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等。再比如“山”字。山虽小，位置重要的比如：“景山”“白塔山” “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位置不那么重要的，如“一座小山儿”“石景山儿”“馒头山儿”等。

　　出于对佛教的敬重，北京的所有寺院名字的后面一律没有儿化音，称之为“寺”。如：潭柘寺、天宁寺、大觉寺、永安寺、白塔寺等，惟有一个“黄寺”是例外。

　　依从上述北京话“儿化”的特点，北京话中对于“庙”这个词，儿化与否也区别颇大。

　　大家知道，繁体字的“庙”是“广”字下面加一个“朝”字，即“廟”。“庙”在史前的夏商周陆续成为祭祀先祖和神祇的地方。随着汉唐时期佛教引入中国“庙”同时具有了宗教场所的概念。洛阳的白马寺初期兼具官署与宗教功能，后逐渐专指佛教建筑。此后，在古籍学著中，“廟”字又读出“朝堂”的含义。回到主题。“庙”是一个非常庄重、严肃的场所，它涉及宗祖、佛家、官衙的祭祀，宗祖神庙后面的“庙”字是一向不加儿化的。如今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史上称“太庙”，与雍和宫附近的“孔庙”、朝阳门外的“东岳庙”都没有儿化，但是民间祭祀的“神祇”之所，则似乎被顺理成章地加了儿化，称之为“庙儿”。如红庙儿、白庙儿、火神庙儿、娘娘庙儿等。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北京话随着时代的演变也在逐渐更新自己的发音体系。比如，过去四九城都说的“一块堆儿”“即根儿”，现在城八区已经不再有人说了，但是在北京远郊，这些词有些中年人还在用。

　　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有着非常深厚的胡同文化底蕴，更融进了皇城文化的色彩。儿化音对于建筑、场所、物品等的区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