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深情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广昌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苏区早期的全红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苏区精神与长征精神交相辉映，新时代仍然发挥着承前启后、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航拍广昌县城。

广昌县甘竹罗家堡红军广场。

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 本文图片均由曾恒贵 摄

　　广昌是中央红军作出战略转移决策的引发地

　　（一）战略地位：中央苏区的战略锁钥。

　　广昌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武夷山西麓，是连接闽、赣两省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29年3月，毛泽东率红四军首次进入广昌，点燃了广昌土地革命的烈火。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多次来到广昌，推动广昌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使广昌成为中央苏区的“战略锁钥”和“中心工作区”之一， ①成为连接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纽带。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广昌地域及周边地区多次交锋，但广昌始终都被中央红军牢牢把控。特别是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国民党军退至乐安、宜黄、南丰一线驻防，广昌成为抵御国民党军从北面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坚实屏障。广昌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战略要冲和重要门户的作用。

　　（二）广昌保卫战：错误军事指挥的典型战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纠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2月初，蒋介石决定把广昌作为主攻方向，命令国民党北路军由黎川向南推进。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并与国民党东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广昌遂成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博古、李德等“左”倾中央领导人坚持与国民党决战的错误方针，并把决战的地点选在广昌，认为“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 ②并强调：“广昌是中央苏区的门户，夺取广昌正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五次‘围剿’计划中的主要企图”。③ 他们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提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④调集中央红军九个主力师云集广昌，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企图与国民党军进行阵地战、堡垒战、对攻战。

　　广昌保卫战从4月10日打响，至28日结束，历时18天，在广昌县城以北20余公里的旴江两岸，广大红军将士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死大搏杀，阵地数易其手，战况十分惨烈。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但自身损失更为惨重，伤亡5500余人。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错误军事指挥，广昌保卫战最终以红军失利、广昌失守而告终。

　　（三）决策过程：从失利到转移的逻辑演进。

　　由于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广昌县城的丢失，致使中央苏区的北部屏障被打破，中央苏区腹地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军面前。至1934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控制了西起龙岗，北至广昌，东迄建宁、泰宁、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等广大地区，中央红军被压缩在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于都、会昌、长汀、宁化8个县狭小区域内，红军在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⑤6月2日，中共中央将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并要求红军再坚持一段时间，为主力撤离赢得准备时间。中共中央收到回电后，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谋划和准备。

　　广昌保卫战失利引发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正如《中央苏区史》一书中指出，“红军战略转移是中央研究确定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的正确决策。……如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还死守苏区，不突围西出，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⑥

　　（四）高虎脑战役：为战略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广昌保卫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继续向广昌南部推进，妄图进占红色首都瑞金。广昌距离瑞金不过百余公里。广昌一旦被突破，红都瑞金就危在旦夕。

　　为阻滞国民党军南进步伐，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及红十五师共五个师，先后与国民党军陈诚部九个师在广昌南部的高虎脑地域展开了一场英勇顽强的殊死大搏斗。因此次战役以高虎脑地域为中心，史称“高虎脑战役”。高虎脑战役从7月21日开始，到8月底结束，共发生大小战斗数十次，主要战斗有：大寨脑地域战斗，高虎脑地域战斗，万年亭地域战斗，蜡烛形、宝峰山地域战斗和驿前地域战斗。其中高虎脑地域战斗和万年亭地域战斗，是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最为激烈的战斗。

　　高虎脑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后，红军取得的一场极为关键的胜仗。它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挽回第五次反“围剿”全局性的失败，但却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高虎脑战役的胜利，大大提振了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的信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为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实现了战役的目的。

　　曾经在高虎脑浴血奋战的张震将军撰写《回忆驿前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一文也指出：“当年，在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的统一指挥下，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致使敌人不敢也不能贸然猛进，被滞留在广（昌）石（城）路一线达数月之久。这就为分散在苏区各地的中央红军顺利集结，为掩护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争得了时间，创造了胜利突围的条件。” ⑦

　　忠骨长眠高虎脑，热血映红长征路。在这场荡气回肠的高虎脑战役之后，响起的是红军长征嘹亮的号角，中央红军由此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五）教训反思：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声。

　　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在红军指战员和中央高层中引起极大震动，成为党内反思军事路线的重要起点。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结束当晚，中革军委在头陂圩下关冯家祠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失利教训、讨论下一步行动。会议期间，许多红军高级将领对战役的失利和“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谴责。会议过后，一些原来支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也开始觉悟、转变态度。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编在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彼此交流的话题自然就集中到不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毛泽东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比，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形成了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政治共识。

　　由于博古、李德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行动迟缓，接连受到国民党军的封锁夹击。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指挥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认识到这是他们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⑧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⑨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并决定到遵义地区总结军事教训。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定（注：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形式，把会议取得的成果确定了下来。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启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崭新道路。

　　综上所述，广昌保卫战的挫折引发党内对军事路线的深刻反思，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党和红军历史转折的先声。

　　庚续广昌苏区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一）历史启示——永恒的红色记忆。

　　广昌保卫战、高虎脑战役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但广昌苏区军民在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中展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给予我们重大的历史启迪。

　　1.领导核心是根本：坚强领导核心决定事业成败。

　　历史告诉我们，广昌保卫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其直接原因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导致的结果。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开启了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由此根本改变了红军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

　　这就启示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才能实现全党高度统一和坚强团结，才能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2.道路选择是生命：立足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发展根基。

　　历史告诉我们，广昌保卫战期间，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坚持与敌人决战的错误方针，最终导致损兵折将，丢失中央苏区；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大量歼敌，最终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取得战略转移的最后胜利。

　　这就启示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我们要永远保持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进取精神，大胆探索，在伟大社会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3.人民立场是宗旨：一心为民是党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

　　历史告诉我们，广昌保卫战因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而失利，但广昌苏区人民始终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倾力支援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即使中央红军撤离广昌县境后，广昌人民仍然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以实际行动策应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苏区时期，总人口不足15万的广昌，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人数达5万多人，牺牲的革命烈士有24300余人，但留下姓名的只有3385人。

　　这就启示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事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4.自我革命是动力：持续正风肃纪才能保持生机活力。

　　历史告诉我们，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以及后来发生的湘江惨败，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前四次“围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逐渐认清“左”倾错误领导的严重危害，继而对博古、李德的指挥由怀疑、不满到彻底失望，甚至提出要求撤换博古、李德，希望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打仗的强烈要求，最终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这就启示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才能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二）时代要求——接续奋斗的路径选择。

　　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已经过去91年，广昌苏区军民在革命斗争中孕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至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时代光芒，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坚持以理论武装筑牢政治根基。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昌篇章，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广昌苏区军民大无畏革命精神中汲取忠诚的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我们要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复杂事件的本领；深入推进基层党建“书记领航”行动，花大力气整顿软弱涣散基层组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城乡“三长”联动为民服务和“零号员工”为企服务机制，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着力提升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效能。

　　2.坚持以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昌篇章，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落到实处，从广昌苏区军民大无畏革命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追赶者、实践者、探索者。

　　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立足资源禀赋，突出特色优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农业立县、生态兴县、改革活县、民生安县”的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创新动能，强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美丽莲乡·幸福广昌”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3.坚持以民生为本践行初心使命。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昌篇章，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广昌苏区军民大无畏革命精神中汲取为民造福的力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压缩一切非刚性支出，持续保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在85%以上，把有限的财力更多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际行动打造市域社会治理 “广昌样板”。

　　4.坚持以自我革命净化政治生态。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昌篇章，必须毫不动摇加强党的建设，从广昌苏区军民大无畏革命精神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力量，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我们要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狠抓巡视巡察和各类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建；完善 “八小时外”的监督清单，强化“关键少数”的监督，以实际行动助力党风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丰碑

　　91年前发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既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起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寻求正确军事路线的开端。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要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砥砺党员、干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开拓进取、勇于担当作为。

　　站在新的长征路上，唯有传承“对党忠诚、顾全大局、不怕牺牲、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续写“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时代篇章。让我们以历史为鉴，汲取奋进力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交出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①中共广昌县委宣传部等编著：《广昌路上红烂漫》，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版，第1页。

　　②何友良著：《江西通史》（11民国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27页。

　　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江西党史资料第二十一辑），江西党史资料1992年，第186页。

　　④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63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第259页。

　　⑥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央苏区史》（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143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第版，第196页。

　　⑧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4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61页。

　　中共广昌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