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疆考古看多元一体（现场评论）

——考古发现话文明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多到实地去寻溯。”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等成果，涵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等多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探考古现场、析考古成果，更加直观、立体地品读“何以文明”“何以中国”。

　　——编 者

　　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发现持续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就是很好的例子。

　　1956年，云南省考古工作队在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现了一枚写有“滇王之印”的金印。仅有2.4厘米见方的印章，首次向世人揭开古滇国的面纱。自公元前109年，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石寨山虽然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但缺少村落遗址，古滇国依然是个谜。

　　文物发掘，考古“解谜”。2021年以来，在河泊所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上蒜第一小学及附近，揭露出建筑基址、道路、水井、河道等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漆木器等遗物，发现数以万计的简牍和逾千枚封泥。看简牍文字，“滇池以亭行”表明这里建有亭、邮的治安、信息系统，文字格式与四川、湖南等地所见东汉户籍简相同。更多简牍残片的文字，也与典籍所载吻合。

　　在晋宁河泊所遗址的启示下，西南的考古实现重心转移。陆续发现汉代城址或官署建筑遗址，多与当时的郡、县治所有关。云南昭通的诸葛营城址为汉代朱提县治所，四川的西昌高枧古城遗址为汉代越巂郡（邛都县）治所。这些发现说明，西南的考古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重大价值。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是常客，也亮眼。新疆的多项考古就令人印象深刻。2024年度的喀什莫尔寺遗址，揭示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传播过程，也实证了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之地的史实。2017年度的通天洞遗址，填补了新疆史前旧石器考古的空白，还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炭化黍和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小麦，“东方的黍与西方的麦5000多年前就在这里相遇”。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特征，在一次次考古发现中变得生动立体、可知可感。

　　即使没有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很多遗址在印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上，也都不可或缺。贺兰山深处，宁夏的苏峪口窑址并不很大，却有着烧制瓷器的完整链条。通过已经修复的高圈足碗、瓜棱罐可以看出，其釉色、器形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景德镇湖田窑相似，而审美趣向则与南宋官窑接近，很难不引发人们对两宋时期多民族融合以及南北瓷业交融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边疆考古的魅力，就在于新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其使命也在于，以最新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提供更加直接而有力的实物和理论支撑。

　　遥想30年前的1995年，尼雅遗址成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中，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如今，“何以中国，因有边疆”已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期待边疆考古不断“上新”，持续带来更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作者杨雪梅，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