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睿

　　冯至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融入血脉，在烽火岁月中坚守学术理想，于思想淬炼中铸就崇高品格；其精神世界之丰盈、治学态度之严谨、人格境界之高远，令后学高山仰止。笔者有幸协助冯至先生长女冯姚平整理冯至书信手稿，冯姚平老师的娓娓道来和冯至先生款款而书的信稿同样情真意切，其中所展现的冯先生与诸位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令人动容。今年适逢冯至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追思。

　　《绿衣人》

　　冯至先生书信遗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当属他与青年时期挚友杨晦先生以及德国友人鲍尔先生之间的往来信札。这两批书信也是冯姚平老师最为珍视并时常提及的文献。提起杨晦先生，便不得不先说冯至的“伯乐”——张凤举先生。作为鲁迅同时代的学界前辈，张凤举当年在北大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时，便以提携后学著称。1922年，初入北大读预科二年级的冯至将自己的诗作呈请先生指教，张凤举阅后赞叹道：“这还不算诗，那什么是诗呢？”（据冯姚平口述）随即慧眼识珠，将《归乡》《绿衣人》等诗歌推荐至上海《创造季刊》，于1923年5月刊发，冯至从此登上文坛。当时的冯至正值青春年华，这位早慧的诗人16岁便开始了诗歌创作，处女作《绿衣人》（1921）即展现出不凡才情：

　　绿衣人一个绿衣的邮夫，低着头儿走路！——也有时看看路旁。他的面貌很平常，大半安于他的生活，不带着一点悲伤。谁来注意他日日的来来往往！但他小小的手中拿了些梦中人的使命。当他正在敲这个人的门，谁又留神或想——“这个人可怕的时辰到了！”

　　诗作发表后，浅草社向冯至发出邀请，使其得以结识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并有了稳定的文学发表阵地。这一时期，冯至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更将歌德《箜篌引》《迷娘》《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魔王》等译作悉数刊载于浅草社主编的《文艺周刊》，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

　　杨晦与沉钟社

　　冯至1923年在张凤举先生家认识了毕生挚友杨晦，随后将他引荐给陈炜谟、陈翔鹤两位好友，这四位才华横溢、品格刚毅、重情重义的青年，以最纯粹的天真缔结了一生情谊，“是一辈子的朋友”（冯姚平语）。1925年《浅草》停刊后，随着发起人林如稷远赴法国留学，这个曾经活跃的文学团体逐渐沉寂。社员们相继毕业，各奔前程。然而文学的火种并未熄灭，同年夏天，冯至、杨晦、陈炜谟和陈翔鹤四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北海公园重组文学社团——沉钟社。这个命名源自成员们对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童话象征剧《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1896）的共同喜爱。该剧深刻阐释了艺术至上的崇高使命——艺术家若想实现理想，须全身心投入，甚至叩山问月，坐忘人间。

　　在杨晦面前，冯至始终是备受呵护的幼弟，后来冯至将《北游及其他》（1929）献给了他。杨晦这份兄长情谊深刻影响着冯至的人生轨迹。1927年夏，冯至自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原计划去孔德学校教书，杨晦劝阻道：“孔德是个好学校，但对你没有好处，你需要认识社会。你应该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锻炼锻炼。”经过思想斗争，冯至最终踏上北游之旅，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开启教学生涯。这段经历将他抛入全然陌生的社会熔炉，与象牙塔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整整半年，他陷入创作枯竭的苦闷，孤独感如影随形。杨晦的来信又恰似指路明灯：“……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作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这段北国岁月，让冯至接触三教九流，洞悉社会百态，最终孕育出《北游》（1928）。1935年留学归国后，冯至甫抵上海便夜访杨晦，受其告诫：“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

　　沉钟社挚友无论经历何种际遇——或是收获成长，或是遭遇困顿，或是萌生感悟，都习惯将心声诉诸笔端，写给老大哥杨晦。这些珍贵往事的发现颇具戏剧性：杨晦家中始终保存着一只小破皮箱，他的儿子多次在整理房间时将其移至阳台，而杨晦总会郑重地将其取回，安放在燕东园的壁橱里。直到杨晦离世后，儿子打开这只被父亲视若珍宝的箱子，才发现了其中珍藏的沉钟社诸友通信。这些承载着青春记忆的信件最终被整理成《沉钟社通信》，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五期得以面世。其中冯至与杨晦的书信，则被单独辑录于《冯至全集》中。

　　鲁迅与《浅草》

　　提起鲁迅先生，冯姚平老师回忆道：沉钟社四位成员都对鲁迅先生怀有崇高敬意，都听过鲁迅的课。冯至虽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却对国文系课程情有独钟。冯先生最早接触鲁迅作品是在1919年，时年15岁的冯至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上读到《药》和《随感录》；此后凡有鲁迅新作问世，他必潜心研读，其中《一件小事》令他尤为动容。1923年至1924年，冯先生坚持到国文系旁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在1924年10月19日致杨晦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这年鲁迅给我们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比小说史有味道得多了！”直到1976年，冯先生对聆听鲁迅在北大讲授《苦闷的象征》的往事仍记忆犹新，他在致陈漱渝的信中详述道：“鲁迅随译随印随讲，他把校改后的校样抽印几十份发给听讲者做讲义。但是课程表上仍然写的是‘中国小说史’。鲁迅是利用讲‘小说史’的时间讲这本书。我还记得第一课开始时，鲁迅曾说，‘《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印制成书了，你们可以去看这一本书，我不用再讲了。我要利用这时间讲厨川白村的一部著作。’当时听讲者不只是北大的学生，有许多校外的人都来听，课堂上挤得满满的。”（1976年2月15日《致陈漱渝》）

　　1925年，《浅草》发起人林如稷赴法国留学，《浅草》还剩下第四卷尚未编印。由于编第三卷时剩余稿件较多，林如稷便委托陈炜谟和冯至负责将其编为第四卷。冯至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第四期《浅草》于1925年2月顺利出版。当时，冯至对此颇为“得意”（冯姚平语）。同年4月3日下午，他去听鲁迅的课，课后随鲁迅走到教员休息室，将第四期《浅草》用报纸包好交给鲁迅。鲁迅问道：“这是什么？”冯至答：“《浅草》。”——只回答了这两个字，“然后冯至就走了，他也没有去做什么自我介绍”（冯姚平语）。这就是冯至初次结识鲁迅的过程。

　　尽管这种结识方式略显唐突，“浅草”这两个字却承载着一位青年诗人素朴、羞涩的敬意，于是这两个字如钤印般，深深镌刻在鲁迅的记忆里了。第二年，鲁迅在《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中提及此事，写道：“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赠送他一本《浅草》，便出去了，“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并赞叹“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啊！”鲁迅还特别谈到《沉钟》周刊，肯定和称赞了他们的努力——“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当时，沉钟社的青年们对鲁迅的文章每篇必读。读到《一觉》时，他们正在学校，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陈翔鹤形容道：“我们欢喜得好像过了一个小年。”（据冯姚平口述）

　　《一觉》之后，“冯至也有勇气了”（冯姚平语），1926年5月1日，他便与陈炜谟一同前去拜访鲁迅，这是他们首次造访鲁迅。从此，冯先生多次登门拜访鲁迅。除了探讨文学与时事，鲁迅也对他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希望他们不要局限于翻译和诗歌创作，而要投身实际斗争，这正体现了鲁迅对青年一代最深沉的爱护。同年8月，在鲁迅的鼎力支持下，《沉钟》半月刊正式创刊，由北新书局出版，前六期的封面均由鲁迅亲自邀请陶元庆设计绘制。直至1930年赴德留学前，冯先生始终保持着与鲁迅的定期会面或书信往来。1935年，冯至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于9月专程前往上海拜见鲁迅，与杨晦、姚可崑一同在内山书店附近的咖啡馆与鲁迅长谈，纵论德国局势与国内文坛发展，这场对话持续了整个下午。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22日下午，冯至与杨晦、姚可崑共同护送先生灵柩至墓地，并聆听了宋庆龄、沈钧儒在墓前的讲话。同年，冯至创作的小说《仲尼之将丧》和散文《蝉与晚祷》均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海德堡挚友鲍尔

　　冯至信稿中另一部分十分宝贵的信件是冯先生与德国友人鲍尔的通信，记录了冯至与鲍尔的深厚友谊。1930年冯至赴海德堡大学求学时，在宫多尔夫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堂上结识了这位已进入博士论文最后阶段的同门。鲍尔也是一位诗人，与冯至一见如故。1931年上学期，鲍尔完成博士学业，因其夫人有犹太血统而被迫离开海德堡，但两人自此保持频繁书信往来，成为终生挚友。1936年，冯至在上海同济大学担任教授兼附中主任，曾邀请鲍尔来华任教。然而当鲍尔抵达上海时，冯至已随校内迁。1938年初，两位友人在江西赣州重逢。随后他们又共同随校辗转至昆明，鲍尔在同济附中任教。1940年欧战爆发后，鲍尔不得不返回德国。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冯至在致鲍尔的最后一封信（1980年代重逢前）中欣喜告知，他终于组建起北大德文系，并热切询问鲍尔是否还能再来中国教书。这封饱含期待的信稿，成为这段特殊友谊的重要见证：“战争把我们互相分隔在两个世界，这期间我们常常想念你。……我于1945年8月10日晚上在昆明听到电台广播，说日本人投降了，这时我才立即感觉到，仿佛全世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分开的可以慢慢地重新连接起来，中断的可以重新建立联系。我觉得你，我忠实的朋友，好似不再那么遥远了。……现在可以给你写信了，我们感到多么幸福啊！ ……北京大学没有受到破坏。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 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1947年11月2日《致鲍尔》）

　　然而，此后因时局变迁，双方音讯中断长达三十载。直到1981年，两位老友才重新恢复书信往来。1982年，歌德逝世150周年，冯先生访德，参加在海德堡大学举行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5日，冯先生亲赴慕尼黑鲍尔寓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友畅谈半生沧桑。令人动容的是，鲍尔先生竟完好保存着四十余封冯至来信，这些信件横跨1931年至1947年，承载着十六载的笔墨情谊。其中，冯至写给鲍尔的第一封信，是1931年7月12日——他们的老师宫多尔夫逝世当天，冯至写道：“我的朋友，您不能预想到，我现在是多么悲哀，自从我到海德贝格以来，这样的悲哀我还没有感到过……几月之久，宫多尔夫以他的讲授鼓舞了我。我衷心敬重他的人格以及他的著作。我是一个寻路的人，并把他看做是我的指路者，但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应该告诉您吗？ ——不，我不愿意……我忽然觉得，好像海德贝格变得不美了，——下半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1931年7月12日《致鲍尔》）这些珍贵信稿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鲍尔将其藏于父母在斯图加特乡下的祖居，从而躲过了战火浩劫。鲍尔特意嘱托冯至带回北京细读，待重温旧谊后，再行归还。后来，这批书信经韩耀成先生精心整理翻译收录于《冯至全集》，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永恒见证。1987年6月，冯先生再度访德，与鲍尔于慕尼黑会面，谁料此次重逢竟成永诀，鲍尔最终先于冯先生离世。

　　绿原精神

　　冯先生的治学精神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学术追求中，更彰显于他对学界友人的深切共鸣与由衷敬佩中。冯姚平老师曾多次忆及，1992年底，在冯先生生命最后阶段撰写的《肃然起敬》一文中，他特别记述了对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的崇高敬意：“1965年，朱光潜根据德文原本译出莱辛的美学名著《拉奥孔》。译稿由我工作的单位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出版社编辑部回信同意出版，对译文也提了一些意见。意见相当中肯。问意见是谁提的，回答说是绿原。当时我很惊讶，我只知道绿原是诗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复旦大学专修英语，从来没听说他懂得德语。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他从1955年至1962年因胡风冤案失却人身自由，在监狱中面对四壁自修学会了德语。……联想他在失却人身自由的七年内写的唯一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和1970年在‘牛棚’里写的《重读圣经》，既表达了坚强的意志，也蕴涵着深刻的体会和睿智的情思，我曾反复吟诵，一唱三叹。我对他在困苦中，甚至在灾难中的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肃然起敬。”（冯至《肃然起敬》）

　　绿原先生不仅是冯先生本人，更是冯至全家深为敬重的人。1996年编纂初版《冯至全集》时，绿原先生亲任主编，更手把手指导冯姚平老师编撰《冯至年谱》。他治学极为严谨，审稿时所有外文细节都反复核对，他始终强调：冯至先生是外文专家，相关表述绝不能有误。这种对学术的敬畏，源于绿原与冯至共有的、对文学的赤诚。他们严谨治学，坚守学术操守，不惧艰难、不慕虚名、不趋时媚俗，更不急于求成，为后学树立了永恒的标杆。

　　与冯姚平老师的每次见面，都如同在时光长河中打捞珍贵的记忆碎片。无论是布置新任务时，还是验收工作成果之际，她总会以特有的温润语调，将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往事娓娓道来：昆明敬节堂里天真烂漫的童年嬉戏，抗战烽火中父母秉烛夜读的治学身影，还有冯先生与诸位至交的毕生情谊，这些记忆始终珍藏在她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值此冯至先生诞辰双甲子纪念之际，让我们共同吟诵，冯至1941年于昆明杨家山所作诗句：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十四行二十七首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