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建设，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回顾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建设的思想主张，吸取其中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论“革命”与“建设”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被同盟会的同志概括为“革命主义”。但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建设家”，他所主张的革命，是以建设为目的的革命。他指出：“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又指出：“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1919年8月，国民党人预备在上海创办宣传刊物，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直接将刊物定名为《建设》，可见在他心目中对于建设的重视。

　　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中国的思想，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的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等文献里，阐述了未来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方针；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领导制定和颁布了数十份带有民主性质和推进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法令；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在国内就关于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方案、四处开展宣传。经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第一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看到民国成立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夫民国建设之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因而对于建设问题进行了更为集中的思考，通过《建国方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实行法》、《建国大纲》等著述，再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当时纷乱国势下代表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建设主张。

　　《建国方略》构想的中国建设宏伟蓝图

　　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中国的主要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建国方略》这部鸿篇巨制里。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学界欢迎会上公告：“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这是孙中山先生对构成《建国方略》的各个部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文献关系的精辟说明，反映了他对于建设问题已经有一种宏观整体的框架。《孙文学说》即“心理建设”，《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据孙中山先生自述，《建国方略》原计划还有第四部分“国家建设”，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因1922年陈炯明部叛变，所成草稿及备考之西文书籍全数被毁，故没有全部完成。孙中山关于建设的构想，是一个相对完备系统的涵盖社会各领域的广义的构想。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系统规划了中国的基础建设蓝图。在《实业计划》中，通过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远景和近期规划，初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发展民生主义，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种种问题。《实业计划》构想了六大计划，包含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等三大世界级港口，开发长江、黄河水利等宏大设想。《实业计划》除了发展经济本身的现代化意义外，还针对近代中国发展的不均衡，希望通过带动农业、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联通沿海和边疆，联通大都市和乡村，通过大生产的经济条件来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造成现代国家的基础。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已经出现了现代化的因素，而乡村和内地则发育很不完善，如若两者不能沟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不能顺利实现。出于相同的深谋远虑，孙中山不仅主张要建设铁路，也强调要修建公路。如果说铁路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动脉，公路就是连接城乡的毛细血管，在较近的距离内，公路更便利普通人民，有效沟通城乡，发挥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建设的思考是富有远见和符合实际的。

　　如何实现建设计划，孙中山先生提出，既要重视发展国有经济，也要保护和鼓励私有经济。在《实业计划》中，他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弊端，指出“如欲除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这一思想主张，蕴含着以多种所有制形式促进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深刻认识，不仅对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产生了影响，也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在国家主权归自己掌握的前提下，要积极引进外资、人才和先进技术来“急求发达”。他指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因此提出“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显示了对于中国建设的开放心态。

　　追寻建设中国的现实途径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中特别提到的几篇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一种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建设蓝图。蒋梦麟说“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孙中山建设思想的高度评价。

　　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一个具有前瞻性、体现现代性的高层方案，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关键因素和依靠力量。在这一方面，孙中山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探索和思考。

　　首先，中国的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孙中山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一个新国家，就不能仿效欧美，必须照自己的情形去做，才可以成功。”“照自己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要发扬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

　　其次，中国的建设必须要充分重视、发挥人民的作用。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以“建屋”为喻，指出：“国人筑屋先上樑，西人筑屋先立础。上樑者注目于最高之处，立础者注目于最低之地。注目处不同，其效用自异。吾人作事，当向最上处立志，但必以最低处为基础。最低之处，即所谓根本也。国之本何在乎？古语曰：民为邦本，故建设必自人民始。”又在《孙文学说》中强调，“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孙中山先生反复强调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强调国民之责任，大力主张开发民智，为他晚年觉醒到要“唤起民众”，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后，在进行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国家统一是和“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的。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如果国家四分五裂，再宏伟的建设蓝图也无从实施。他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国家完整统一，明确指出“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的铁路建设计划，实际上包含着促进国家统一的意图，“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先生始终把统一中国看成头等大事，多次强调爱国就要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

　　孙中山关于建设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就是期盼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在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宏大构想难以实现，他的关于中国建设的理想和蓝图，作为精神遗产而留给了后来者。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多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建设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超越了孙中山先生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这也是今日深入研究孙中山建设思想的意义所在。

　　作者：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贵阳孔学堂2026年驻研学者

　　编辑：陶家璇

　　校对：焦 晴

　　审核：史慧玲

　　来源：《中国政协》202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