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是孙中山先生的优秀品质

　　阐明追求真理、与时俱进这一精神品格的具体内涵和主要特征，对于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宝贵精神，发挥其积极的现实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今年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已作出决定举办纪念活动，其主旨是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其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本文所要论述的“与时俱进”就是中山先生“进取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和具体展开，是中山先生以伟大的爱国情怀为根本动力、贯穿其一生思想和行动中的宝贵精神品格。阐明这一精神品格的具体内涵和主要特征，对于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宝贵精神，发挥其积极的现实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与时俱进”是贯穿孙中山一生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的宝贵精神品格

　　从理论探索来说，如果以孙中山1894年至1924年间的政论、演说、书信及论著为依据，可以发现，孙中山围绕“时局变迁”“月异日新”“与群俱进”“时势之需要”“世界潮流”“人群之需要”“日日改良”等概念所作的一系列论述，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认识时代变化为前提、以回应社会需要为尺度、以择善取舍为方法、以主动实践为特征的历史实践观。这种思想又随着其由改良走向革命、由革命转向建设以及晚年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的思想历程而不断深化。

　　孙中山关于时代变化的认识，较早见于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此时的孙中山尚未形成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但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他在文中谈及自己留学海外的经历，指出对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自己有所了解；又指出当时国家所采取的富强措施“月异日新”，并注意到各种“新法”正在不断推行。这表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近代世界正在经历剧烈而迅速的变化，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均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因而，一个国家要实现富强，就不能固守既有经验，而必须认识新的世界、学习新的知识并寻找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方法。《上李鸿章书》中的这种“时局变迁”意识，可以视为孙中山后来形成时代潮流观念的重要思想起点。

　　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这里的“与群俱进”尤其值得重视，他并没有把“与群俱进”理解为对外来思想和制度的机械模仿，而是紧接着提出“择别取舍，惟其最宜”。这说明，在孙中山看来，面对时代变化，既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盲目追随，而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新的思想、制度和文明成果加以辨析、选择和吸收。这种“进取”与“选择”的统一，构成了孙中山时代观的重要特点。因此，“与群俱进”与“与时俱进”，在字面上虽有一字之差，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思想进一步表现为对历史任务转换的自觉认识。孙中山在1912年指出：“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这里明确区分了“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说明他并不把革命本身视为政治实践的终点，而是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历史任务已经发生变化，需要从破坏旧制度进一步转向建设新国家。所以，1913年他又明确提出，政党所持的“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由此，“与时俱进”开始从一般的时代意识转化为政治实践原则：政治纲领不能脱离现实而僵化不变，而应根据时代条件和社会需要不断调整。

　　这一思想在1919年刊发的《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得到最为集中、完整的表达。他指出：“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一论述可以理解为孙中山“与时俱进”思想的核心表述。其中，“顺乎天理”意味着尊重客观规律，“应乎人情”意味着回应人的现实需要，“适乎世界之潮流”意味着认识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合乎人群之需要”则进一步把社会大众的现实需要确立为政治实践的重要尺度。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并未把认识潮流理解为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提出由“先知先觉者”进行判断并“决志行之”。因此，其时代观具有鲜明的主动实践性质，即认识时代、判断趋势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行动并推动现实发生变化。这就为他在后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从孙中山一生革命实践活动来看，“与时俱进”正是他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其革命实践并非始终采取同一种方式，而是在中国社会和世界历史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持续调整革命目标、组织形式、政治策略和实践路径。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组织中国同盟会，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到民国成立后转向国家建设，再到晚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其间贯穿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认识革命任务，根据社会需要调整革命实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寻求实现革命目标的新方式。这种思想和实践特征，是孙中山“与时俱进”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誓词，标志着其政治实践由早期改良主张开始向革命转变。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进一步把分散的革命力量整合为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组织目标的革命政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与兴中会相比，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表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已经由早期的革命组织活动发展为比较系统的、把“与时俱进”意义上的时代意识明确贯彻于革命实践之中的政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孙中山革命实践中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迅速瓦解，孙中山回国并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不仅实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目标，也使孙中山的革命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孙中山很快意识到，推翻旧制度只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阶段，建立现代国家和发展社会经济成为新的历史任务。因此，他由“革命”进一步转向“建设”，并提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1912年他明确区分“革命时代”与“建设时代”，实际上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时代任务意识：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政治实践的重点也必须随之转换。这种从破坏旧制度到建设新国家的思想转变，是孙中山“与时俱进”精神的重要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格局和中国社会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此时，他开始更加重视新的国际政治力量和新的社会力量，并重新思考三民主义的理论内容及革命的社会基础。

　　1923年至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推动与合作下推进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大会宣言，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孙中山不再局限于早期依靠少数革命者和军事力量开展革命的方式，而是开始寻求建立更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把革命的社会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等社会力量。这标志着孙中山一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中山“与时俱进”精神品格的主要特征

　　“与时俱进”作为贯穿孙中山先生一生思想探索和革命实践的精神品格，简约来说有以下特征：

　　立足时代变化，在认识历史趋势中确立革命方向。从1894年《上李鸿章书》到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有关内容，表明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从传统王朝政治的范围内加以解释，而必须置于世界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正是在这种时代意识基础上，他逐步从早期改良思想转向民主革命。可见，其“与时俱进”首先不是行动层面的权宜改变，而是一种建立在时代认知基础上的思想自觉。

　　坚持面向现实，在回应社会需要中调整思想主张。孙中山的时代意识并非抽象地追逐所谓“世界潮流”，而是始终把时代变化同人民和社会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从他的名言“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可见，孙中山的“与时俱进”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而是把时代趋势、客观规律和社会需要统一起来，根据中国现实寻找恰当的革命和建设之路。

　　坚持原则与变革的统一，在保持基本目标的同时不断调整实践方式。“与时俱进”容易被理解为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变立场，但孙中山的思想恰恰表明，与时俱进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孙中山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坚持民族独立、民主共和以及改善民生等基本政治追求，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却不断变化。辛亥革命以前，他主要通过革命组织和武装起义谋求推翻清朝；辛亥革命后，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共和制度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在袁世凯破坏共和以后，又转而领导护国、护法运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又通过国民党改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方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这种变化说明，孙中山所坚持的是基本目标与实践方式之间的辩证统一：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实现目标的道路、方法和组织形式则必须随着客观条件变化而调整。

　　善于从新的知识和文明成果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坚持择善而从、独立判断。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他早年通过海外求学和考察接触西方政治、经济、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世界之间的差距，并由此形成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强烈意识。到了1924年，他已经注意到书本所描述的欧美民权与实际政治存在差异。因此，他所谓“世界潮流”并不是西方模式的同义词，而是要求通过比较和学习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文明因素，再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转化。这种开放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其与时俱进精神的重要特征。

　　具有自我超越和不断创新的品格，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身。孙中山“与时俱进”精神品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把过去取得的经验绝对化，而是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过去。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他很快认识到革命的破坏任务与国家建设任务存在区别，并逐渐将关注重点转向铁路、实业、教育、经济和国家制度建设。《孙文学说》自序甚至指出，革命成功以后，“民国之建设者”应成为国民共同承担的责任，并主张“急起直追”“应世界之潮流”。这种从“革命”向“建设”的思想转变，体现了他对历史任务变化的自觉认识。到了20世纪20年代，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早期革命道路长期未能取得最终成功的现实，孙中山又推动国民党改组，并重新阐释三民主义。这种不断突破既有经验、寻找新的实践方式的能力，是其与时俱进精神最具实践价值的方面。

　　中山先生“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认识时代、回应现实、开放学习、独立判断和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它启示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既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在坚持基本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推进认识创新和实践创新。就这一意义而言，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所具有的现实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历史主张本身，更在于其富含启发的思想方法和实践品格。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品格，对于我们今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奋斗，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吴先宁，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编辑：赵 瑜

　　校对：焦 晴

　　审核：史慧玲

　　来源：《中国政协》202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