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与松江人文传统的浸润，在历代词作中尤为推赏《花间集》以及能表征花间传统的作品，遂仿《花间集》规格体制，编选《花间新集》——《宋花间集》《清花间集》。《清花间集》选词人61位，词作500首，凡例称“一代高才，在人耳目间者，大致已入网罗”。其中，选录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为纳兰性德（21），项鸿祚（20），蒋春霖、郑文焯（18），朱祖谋（16），王鹏运（14），蒋平阶、毛奇龄、朱彝尊、钱芳标、王士祯、沈传桂、姚辉第、文廷式（12），宋徵舆、沈亿年、厉鹗、顾文彬、况周颐（10）。清词由于时代的贴近和作品的浩繁，尚未经过充分的历史筛选与经典化。从纷繁的词人词作中，遴选佳作，确非易事。施先生也说：“清词总杂，夜光与鱼目并陈，虽一家之集，亦或瑕瑜霄壤。小词佳者，迈越宋贤，而凡秽俚俗者，又非古人所敢出手。”不过，先生学殖深厚，于词选一途甚为熟稔，曾撰《历代词选集叙录》，对《花间集》及花间传统别有体悟，对清词各家作品之高下，亦了然于心。

　　选词尤严与别出手眼。施先生曾说：“余选此编，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可见其选词之精审，譬如，严绳孙为清初浙派名家，尤擅令词，厉鹗有“独有藕渔工小令，不教贺老占江南”之誉，施先生认为标榜太过，不堪取信，并批评其词“意不能隐，境不能深，辞不能俊，句不能古”，仅录四首。再如常州词派张惠言、张琦、周济，施先生认为三家皆长于词学，其创作则“篇什既少，才也未济”，仅对张氏昆仲聊录数阕，而于周济小令认为“无可选者，竟阙焉”，可见其选词标准之精严。施先生在选源上注重别集，“阅词集几三百本”，“不从旧有选本取才……惟一二家未见集本，不得不取之选本”，有效保障了选源的广泛性；大量阅读清人词别集，不依傍旧有选本，甄选不受别人影响，匠心独具，自出手眼，方能发掘清词小令之佳什。譬如，所选高不骞“小令四阕，犹存北宋声情，则早岁里居所作，选家皆不取也”，魏学渠“诸家选本，多略其令词，因采录六首传之”，董俞“《词综》录其小令三首，皆余所汰，《词雅》录七首，惟一首与余所取同”，选录龚自珍词五首“与谭复堂及近人龙榆生所选无有合辙”。施先生对词人词作的品评，亦多不同前人之见，如认为毛奇龄词堪与李珣比美，“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殆不知词之本源者”；关于袁通词，陈廷焯曾批评云“词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则马浩澜、周冰持、蒋心余、杨蓉裳、郭频伽、袁兰村辈是也，并不得谓之词也”，施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捧月楼绮语》八卷，偶有凡俗，不失雅音”；再如钱芳标的小令，选家多推崇其《忆少年》（小屏残烛）一阕，谭献称“源出义山”，陈廷焯谓“雅丽语能入幽境”，而施先生则“尤赏其《赞浦子》歇拍二句”，认为“非大笔力不能承上”。关于词人的遴选，施先生在重视词坛名家的同时，还措意挖掘不为选家注意的陌生者，如姚辉第《鞠寿庵词》“选声琢句，造诣甚高”，小令出入南唐、北宋，然“其人不甚为词苑所知”，施先生慧眼独具，选录其小令12首，可见推重之意。施先生自出手眼的选词理念，使得《清花间集》选录的词作与前代迥异，其中，与谭献《箧中词》、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选录词作相同者仅64首，约占13%，所选词家也有10人不见于两选。选本对于清词的经典化，一方面是不同选本的重复选录，易于强化作家作品的经典性；另一方面是不同选本对清词名篇的新发掘。《清花间集》以不同的审美眼光，大量发掘不为大家所重视的词人词作，更具有经典化意义。

　　多元取向与花间别调。《清花间集》虽以《花间集》为范本，然并不囿于《花间》，所选词作也不限于男欢女爱、深闺愁怨，而是强调“思态逸妍，音律中雅；语出于性情，旨归于忠厚”，重视作品的文辞雅俊、词意含蓄、情感真挚、意境幽深，看重词人学问才情、胸襟品格与家国命运的熔铸，正因为如此，施先生十分推赏晚清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文廷式的创作，称赞半塘“《庚子秋词》中诸阕，尤为深美闳约，取之特多”，彊村“《庚子秋词》中数十阕，缠绵恻隐，耐人寻味”，叔问“家国危亡之痛，王孙式微之感，尽托于长短句，其志哀，其情婉，其辞雅，其义隐，重光而后，不与易矣”，于文廷式，更是指出“清词至王半塘、文芸阁，气壮神王，不复作呻吟骚屑语。会国事蜩螗，生民邦家之痛，蕴无可泄，一发于词……《云起轩词》令慢皆揭响五天，埋愁九地；无稼轩之廉悍，得清真之婉约。清词至此，别开境界，非浙西、常州所能笼络矣”。这类词作显非花间传统所能牢笼，施先生如此选录取舍，一方面体现了清代词人对花间传统的新拓展与花间内涵的新熔铸，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本人对花间词统的新体认与多元取向。此外，施先生还留心选录展现当时社会生活、地域风情方面的词作，如张渊懿《蝶恋花》（盘头鬒发新编缀）题咏“满洲妇人也，当时新见，为闺词绝妙资料”，承龄的《南乡子》五首赋黔中士风，“姿韵特绝”，可与欧阳修《采桑子》诸阕相媲美。清词小令的创新不仅在于题材与境界的拓展深化，还表现在体式的传承开拓，如蒋敦复的《九张机》，施先生格外推重，称“忽睹此章，如获古锦，在清词中破天荒矣”；顾文彬《眉绿楼词》檃栝唐人诗，“情味转胜于原作，因选其八首，亦《花间》别趣也”。可见《清花间集》在接续传统的同时，更为重视花间新声的选录与作品意蕴的阐发。

　　类比批评与统序建构。千年词史上，小令以《花间集》为典范，两宋去之不远，堪称高格。因此，施先生每以唐宋为典范，对清代词人词作进行类比品评，直陈得失。如称钱芳标小令“有唐人风致”，许宝善“小令力尊唐音”，杨夔生“小令颇得唐音”，李慈铭“小令犹尚《金荃》遗响”，谭献、庄棫“二家小令，俱追踪温、韦”，李雯“风情不在晏、欧下”，周之琦“小令风情骀荡，居然北宋雅音”，陈元鼎“小令婉丽，亦足平视秦、贺”等。对于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施先生更是推崇备至，认为三家词甚或迈越唐宋，如称纳兰“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焜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来一大家，可以无忝”，称项鸿祚“小令胎息六朝三唐……摅哀婉之思，以冲和安雅出之”，称蒋春霖“以琢玉镂香之句，寄椎心刻骨之情，实湘累之遗音，黍离之别调”。批评词人创作之弊时，也往往以唐音为标准，如称厉鹗“学有余，才未俊，得宋人三昧，去唐音一间，小令浑厚，可及子野、方回”，批评陈廷焯“刻意揣摩温、韦，用功于文字声色之间，但得貌似耳”。施先生运用类比批评，意在于唐音宋调的词学统序中确立清代词人词作的词史地位。施先生曾说《花间新集》是“一种流派的文选”，“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

　　《花间》既然为令词典范，那么，接续《花间》词统的《宋花间集》《清花间集》，当然也可以视为千年词史上小令的经典之作。相对于唐宋词而言，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基础还很薄弱，还需要更多别具手眼、别开蹊径的选本的编纂，在这种背景下，也更能体现《清花间集》对于清词经典化的意义。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