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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编辑要有匠人精神

2021-01-07 10:46 来源:中华读书报 

做好编辑要有匠人精神

《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聂震宁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39.00元

  1929年3月,开明书店曾出版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时隔90年,在书信越来越稀缺的当下,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写了《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

  聂震宁无意摹写名家名著,也非好为人师。机缘巧合,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编辑之约陆续写下“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第一时间发现,并约定出版十二封信的全部文稿。

  从第一封信发表,聂震宁就“火”了。“很接地气的佳作,这样的稿子才有人看!”“聂总提出的情怀不仅适用于出版业,也适用于任何行业。”很多读者为这些信件点赞,认为作品以书信的形式向青年出版人传递著名出版人的情怀、理念、经验,使之成为出版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实为创新之举。

  说的是出版,也是说做人,聂震宁“掏心窝子”般毫无保留地总结、提炼出自己四十年出版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于青年编辑的殷切期望。2020年11月中旬,《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作为“编辑素养丛书”的第一本书,由人教社重点推出。

  中华读书报:起意写《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有什么契机?

  聂震宁:我们的行业,一段时间里更多地谈出版理念、经营策略、营销手段……这些可以把市场搞活,把图书搞火,帮作家成名,案例也很鲜活,也很有冲击力,但是青年编辑不可能马上从这里入手,他们会有很多痛苦、苦恼。教他们各种策略、战术、方法是很好的,可由于还没有成为项目负责人,往往是无从下手。对年轻人来说,不如先帮助他们加强入行时的基本修养,以后无论在出版业里怎么发展都有底线,比如情怀,比如职业精神,比如与人交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和作家交往有可能反目成仇,和同行竞争有可能大打出手——尽管这种可能性小,但整个文化氛围会受到影响。

  叶圣陶有句名言,我不是教书的,我是教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十二封信,更多的是给青年编辑启发诱导,还有很多是人情世故——写完后意犹未尽,最后只好用《学会出版的艺术》结尾。

  中华读书报:之前您有《阅读的艺术》,现在又谈到出版的艺术,您怎么理解“艺术”?

  聂震宁:所谓艺术,一是讲究方法,二是讲究表达。艺术的核心是创新,比如表演的艺术,比如战争的艺术。要达到艺术的层面,必须有创新,与自己的以往不同,不落窠臼、不落俗套,还要不落雅套。讨论出版的艺术,就是希望能把握好艺术创造的思维方法,既要坚持价值正确,又要求新求变求好,把事情做对,还要把好事做好,把好书做好——这大概就是出版艺术的精神和旨归。

  中华读书报:《致青年编辑的十

  二封信》是有策划的,但是读起来很生动,引人入胜,从青年编辑刚进入出版行业谈起,逐层递进,时间节点选择在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很有现场感。在结构上您是怎么谋篇布局的?

  聂震宁:先讲情怀,认识出版社,了解我们做出版到底为了什么。是为国为民、为事业、为理想,这个情怀是爱书、爱好书的感情,如果一心想发财最好不要做出版。走进出版社,还要认识自己的出版社,有百年老社也有新社,很辉煌或不够辉煌,甚至很多是在生存发展中苦苦挣扎的出版社。有了情怀,怎么样做选题,怎么和作者打交道?不能没有好稿就不理睬作者,和作者打交道要有绵长的心态,要有一点传统文人相交的趣味。寻找自己喜欢的作者,和他们建立专业文化上的交流,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书稿。现在可能更多地是在名作家那里抢稿子——也能理解,作者的竞争就是市场的竞争。但是名作家要维护,不知名的作家更需要发现。

  中华读书报:既有现场感,又有对出版的宏观了解和细节把握,举例中不仅有您熟悉的文学类出版社,也有社科类。这些案例能看得出来您对于出版界的了解,对于年轻编辑来说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为人处世确实很有指导意义——为什么您把情怀摆在首位?

  聂震宁:在中国出版史上,叶圣陶偶然发现并发表了巴金、丁玲等人的小说处女作,巴金偶然发现并推动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发表,早已传为美谈。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龙世辉在自来稿中发现了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初稿,除了指导作者作了改写之外,自己又经过三个多月废寝忘食的改写和编辑,在得到作者曲波完全同意之后,才完成《林海雪原》定稿付印出版,名满天下。在美国出版史上,麦克斯·珀金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被菲茨杰拉德称为“我们共同的父亲”。如果没有充沛的情怀,他能把编辑工作做得像一个“父亲”吗?当然,如果没有一流的专业水准,一腔“情怀”也许会把一些作家带到沟里去。像龙世辉帮助曲波出版《林海雪原》,周振甫帮钱锺书编辑《管锥编》,首先要有专业水平和能力。

  中华读书报:书中第八封信提到日本工匠大师秋山利辉的《匠人精神》,第九封信中您又进一步阐释,自己对《匠人精神》的理解过于简单,停留在“术”的层面,更为关键的是“道”。对于这本书理解层面的递进,更增加了书信内容的深度。

  聂震宁:《匠人精神》的副题是“一流人才育成的30条法则”,30条法则居然讲的全都是关于工匠的为人处世态度,其中深意真是需要我们慢慢体会。这些年全社会都在提倡工匠精神,出版业也不例外。做好编辑就是要有匠人精神。有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会做好具体的技术;秋山利辉讲出了术和道的转化。我是想从正面强调,道术之间,“认真”二字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其中写自今年疫情期间的《出版业的自救和担当》,特别感人。

  聂震宁:我原计划在第十一封信中强调编辑要坚持写作,要有写作的欲望,不要眼高手底。邹韬奋、周振甫等编辑大家都一直坚持写作。很多编辑手很生,有不写作的缘故。可是,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行业里重要的思想,这是疫情给我的提醒,疫情期间凸显了出版界的公益精神,实际上这是出版的本原。“出版”的拉丁语、英语都有“公之于众”的意思,当然要有公益的价值,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才能公之于众。出版业的主流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公之于众。

  当然,要做好公益还要有担当精神。任何时候这都是我们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标准。因为疫情的暴发,我加入了一封信:《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发表后反响很大。优秀的出版人,总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从而勇于为社会担当。

  中华读书报:作为编辑,我看了十分受用。态度很平和,但是观点明确,对于出版的理解对与错、是与非,有些措辞温和但不失严厉,正如孔子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您是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写这十二封信?

  聂震宁:我从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借鉴了他的心态。朱光潜是很平和的,恳如面谈。最主要的是,我是以一个长辈,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当老师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循循善诱,理解在前,指路在后,用语要简洁明了,这跟我在出版社待的时间比较长、长期做出版社领军人有关,我是提倡笑脸讲真理的,但是原则问题不退让、不苟且。这也是我的工作作风。

  中华读书报:您说做出版四十年,有两件事最让人血脉贲张,一是好书大卖,二是质量问题。回忆出版生涯,您最得意的好书有哪些?哪些是可以称之为“比生命还要长的书”?您的经验是什么?

  聂震宁:做“传得下去的书”是我内心的追求。我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写到过相关文章,《哈利·波特》谈得比较多了,还有宗璞的《东藏记》,我终审后觉得是非常隽永的一部佳作,肯定会流传下去,当时就主张在北大召开作品研讨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一部起初只敢计划起印一万册的书,结果多次重印,获得茅盾文学奖。比如王蒙的《狂欢的季节》,是最具有王蒙风格的一部长篇,他的发散性语言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到现在认为对这本书评价不够。在漓江出版社我曾经策划出版了王蒙、李国文评点《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后来作家社、中华书局都出了,香港的出版社也出了。

  出版“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以我的经验,从内容质量来说,肯定是同类题材中的好作品,是作者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当然这不仅是作家一个人的事情,编辑推动要加大力度,要帮助读者和专家注意到好书,这是出版人的责任。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出版生涯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出现质量问题的书?

  聂震宁:碰到编校印装质量很痛惜。我在漓江出版社策划过五个诗人的诗集,题目是《五种暧昧》,封面签样时没看,等我出差回来,已经出了样书,我一看是《五种暖昧》,几乎晕倒。做书总是要小心再小心。可有些地方还是不尽如人意,常常是一不小心,一个致命的差错或细节,就可能毁掉一本内容上好的书。

  中华读书报:收信人书同是虚拟的,但是又感觉是确有其人,像讲故事娓娓道来,由年轻的小文对她师傅不屑的态度引申到向老编辑学习什么,用心良苦。书中还以人教社为例谈到出版社的“导师制”,过渡得巧妙自然。很想知道信中所举小文师傅的事例是否属实?

  聂震宁:培养优秀编辑出版人才离不开老编辑老员工的传帮带。出版业本来就有师带徒的传统做法,人教社一直坚持,人大社也恢复了这种做法。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可以帮助新员工快速成长。信中说的“师傅”在生活中是有影子的,只是做了一点虚构。现实生活中这位“师傅”曾经为出版社争取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早年间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好些家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当时作者的版权代理人曾经来函索取报酬,都没被理会。1992年7月30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多家出版社开始正式求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权都遭到拒绝,作者因为很生气,发誓“150年也不给中国版权”。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把中文版权授权给中国的某一家出版社,是因为信中的“师傅”年复一年地写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每隔3个月写一封信,连续写了四年半,结果还真有了回音,作者被感动了,同意授权。

  中华读书报:书里举的例子,涉及出版社的都有具体出版社名称,涉及个案的多数做了技术处理,信里有虚有实,分寸是怎么把握的?

  聂震宁:凭空想象也会有,但都出于我对编辑出版人真实生活的积累和思考,这大概也和我写小说有关。

  中华读书报:说到写小说,上次采访时,您提到离开中国出版集团后还会回归到写作和出版,现在的状态如何?

  聂震宁:去年重版了《长乐——聂震宁小说选》,王蒙先生看了说有“惊艳之感”,认为我不写作的话,对不起生活,对不起广西,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李国文先生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每次交流,他都问我:“写长篇了吗?我就等着看你写的!”这些老朋友总是鼓励我,我也正在酝酿一部长篇。

  中华读书报:《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谈到了出版精神,出版核心,我想也是对于韬奋精神的一次深刻领悟和实践。作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您能谈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吗?

  聂震宁:韬奋先生的出版理念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他的出版事业一直紧贴社会现实。韬奋精神当然是很丰富的,对于出版人来说,竭诚为读者服务,其根本还在内容。

  韬奋基金会一直在配合中国版协持续做韬奋出版奖的评选工作,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在逐渐提升。以“韬奋杯”命名的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和高校学生出版能力大赛,开办编辑业务培训班,这些都是过去不曾有的。作为出版专业人士,我还在不断写文章讨论问题,包括《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也是为行业做事的一种实践。先后出版了《出版者说》(2013年),《洞察出版》(2014年),《出版人断想》《韬奋精神六讲》《韬奋箴言》(2015年),还出版了《舍不得读完的书》(2017年)。《阅读力》是我第一次提出阅读力的概念,也是国内首部讨论社会阅读力的专著。还有今年出版的《阅读的艺术》和《阅读力决定学习力》。《阅读力决定学习力》出版后得到顾明远、王蒙、温儒敏等名家的肯定,都认为集中地讨论阅读能力的培养,很不多见,而且比较实用。有朋友觉得我是不是转行到阅读学上去了,其实,我是一直在做出版,出版业务最终还是要落到阅读上,出版与阅读是共生发展的。没有好的阅读我们出版业怎么生存发展得下去?

  中华读书报:在书里还特意选用了一些读者反馈,您很看重这些反馈?

  聂震宁:我当然很在意。我的任何一本书有反响,我都高兴。因为书是给读者看的,我就喜欢跟读者有交流。尤其是《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我是很在意青年编辑能不能接受。目前看来,“书同兄”们还是比较接受的,态度还都比较积极。

  当然,还要感谢报社的编辑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对十二封信和全书的内容字斟句酌,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我很感激他们的良朋嘉惠,确实让我受益良多。而且,他们也都是青年编辑,通过这次合作,我对“书同兄”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当下的出版界尤其是青年编辑的现状?您对他们怀有怎样的期望?

  聂震宁:每个时期编辑入行都会有学习的过程。过去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编辑可以按步就班,老编辑教你看稿件,编着编着有心得了,编着编着认识一些作者,长了几岁,慢慢地就可以和作者平等对话,心智成熟了,就可以放手去做出版了。现在不是这样。编辑进入出版社,允许你有一两年的踌躇期,但很快就有业绩考核了。青年编辑不免有焦虑、有失落,甚至琢磨转行。这十二封信在这时出版也是针对行业的生态环境的。我希望青年编辑尽快把出版的ABC掌握起来,尽快具备打拼能力,形成职业的情怀和道德操守,尽快体会到职业的价值和趣味。其实,十二封信不止是对青年编辑的,就是对在职的编辑也是一次交流。在忙碌的出版业务中,我们不妨抽点儿时间回望来路,重温初心。做出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出版即人生。做有价值的出版就是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人经常去体验、回味和沉思。(舒晋瑜)

[责任编辑: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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