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数千年来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折射出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也勾勒出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生活画卷。

　　自2月6日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共展出近130件（套）文物，涵盖玉石器、骨器、陶俑、服装、金银配饰和书画作品等，还配以了40余件（套）辅助展品。

　　展厅以紫色作为主色调，配以淡紫、浅灰辅色进行高度统一。除了大量直接表现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这次展览还绘制了大量线图、制作了15尊不同时代的服饰复原人像，力求完整呈现中国古代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充分展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灿烂成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立体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简史。

　　作为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92岁的孙机先生也来到展览现场。这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服饰通史类展览，以孙机先生等国博学者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按历史时期分为“先秦服饰”“秦汉魏晋南北朝服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金西夏元服饰”“明代服饰”“清代服饰”六个部分，生动描绘了中国古代服饰审美取向和穿着场景，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的衍变历程，深入阐释了服饰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

　　纵观中国服饰发展史，中国服饰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先民已开始穿衣佩饰，服饰的观念此时已经出现，中华服饰文化由此发端。

　　商周时期，统治者推崇“礼制”，使服饰的等级区分系统化，后世相继沿用。春秋、战国时期连年战乱，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对服饰有较大影响，这时出现了上下身相互连属的深衣。

　　秦汉时期在传承商周服制的基础上，确立了一整套服饰制度，成为大一统王朝等级礼法制度的标志。冠制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品阶以至官职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伴随着服饰的革新。南朝保留下来的衣冠礼仪制度持续影响着北方各少数民族，而后者服装中的合理成分也被汉族服饰逐渐吸收，中华服饰文化取得了新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古代服装发展的重要时期。隋代对汉魏冠冕仪制的恢复，为唐代服制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唐代疆域广大，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都促使服装发展空前繁荣。当时的长安等城市居住有大量外国人，服饰上吸收了胡服的部分特点，发展出款式新颖、色彩绮丽、图案丰富的唐代服饰。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动乱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程朱理学”占据了宋代的思想统治地位，影响了宋代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标准，在服饰上表现为一种简朴、内敛的倾向。与此同时，与两宋并存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上皆与中原汉民族之间产生了交融，汉服胡化和胡服汉化是民族交融在服饰上最明显的体现。元代服饰则更多地保留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并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而建立了冠服制度。

　　明初恢复汉唐传统，承袭唐宋的幞头、圆领袍衫、玉带，奠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并制定了明确细致的服装仪制，以补子、纹样、佩绶、服色、牙牌等来区分官员品级。由于明代政府重视农业，推广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清朝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废除汉族传统冕冠制度。统治者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均具有明显的满民族文化特征，在服饰上表现尤为明显，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服饰文化。

　　从整体上看，这场服饰展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服饰形制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服饰文化，可以概括地阐释了我国服饰史上发生的三次重大变革——新石器时代华夏族上衣下裳、束发为髻是我国服饰演变的原点，战国时期发生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深衣流行为结果的第一次服饰大变革；从南北朝到唐代，我国服饰由汉魏时的单一系统，变成华夏、鲜卑两个来源的复合系统，这是我国服饰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到清代，男子改着满族服饰，华夏传统服制断档，是为我国服饰史上第三次大变革。

　　展览的展品中，有数十件馆藏一级品，包含极少展出的宋《中兴四将图》、明益庄王妃首饰、定陵出土首饰，清《皇朝礼器图》、康熙帝朝服等。其中，5件明代岐阳王世家文物，即《陇西恭献王李贞像》《孝亲曹国长公主像》《赠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李佑像》《太保袭临淮侯李言恭像》和《临淮侯夫人史氏像》，在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均为首次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