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防疫及国家治理如何相互衔接，第一个从哲学和治国角度提出防疫传播措施的是老子。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引自《道德经》第八十章）

　　由于老子上述理论晦涩难懂及相关史料大量亡佚，古今学者误读误解者可谓多矣！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表达了老子复古倒退的消极思想，笔者以为这种意见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道德经》八十章中明确提出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分明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怎么是复古倒退呢？老子是春秋末世人，若是复古倒退，岂非倒退到原始或夏商奴隶制时期。原始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生活极端艰苦，人类平均寿命非常短，怎么可能过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日子呢？夏商奴隶制时代是建立在严重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夏桀暴虐，商纣王筑酒为池，悬肉为林，昼夜昏醉，广大奴隶平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与老子所描绘的生活状况大相径庭。从物质生活角度看，所谓老子复古倒退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德经》八十章的内容表达的是老子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是老子设计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理想社会，是老子期望的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我以为这两种说法均未能对第八十章内容作出科学解释。此章有待世人深入探讨。

　　老子是春秋末世伟大的哲学家，认真探索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我们解读《道德经》第八十章的一把钥匙。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此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政治上，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相互攻伐，征战不休。孟子曾用“春秋无义战”一词概括春秋时代的政治局势。经济上，随着铁农具，牛耕的使用与推广，荒地大量开垦，社会上出现大批私田。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初税亩的实行致使井田制逐渐土崩瓦解。春秋时期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凸显，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一些大商人频繁往来于列国之间。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列国间人际交流日趋频繁。频繁的战乱，过热的经济开发与交通往来正无声地成为瘟疫传播的温床。春秋时期瘟疫传播较前代明显加剧，先秦古籍中有相关记载为证。

　　《周礼》是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经书。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疠疾者瘟疫也。就是说四季都有瘟疫发生，西周时已专门设置医官，管理传染病的治疗。与此相对照，据《春秋公羊传》载：庄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庄公二十年相当于公元前674年。瘠是指身体瘦弱患病。者，瘟疫也。就是说公元前674年春，齐国瘟疫大流行，灾难降临。这场凶险的瘟疫迅速向四周蔓延，殃及到邻近的鲁国，瘟疫在齐鲁大地肆虐。瘟疫四季皆有，但一般的瘟疫是不载入史册的，载入史册并被称为大灾者显然是死者数百万的大疫情。

　　在春秋列国中，留下历史纪录的唯有鲁国，除鲁国的国史《春秋》外，其它诸国的历史均亡佚了。齐国的特大瘟疫除殃及鲁国外是否也传入其他国家？那些早已被秦始皇化为灰烬的亡佚史卷究竟带走了多少春秋瘟疫记录，均已成为历史的悬案。不过，我们从鲁国的历史记载中，不难判断春秋时期瘟疫肆虐的情况。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苦县置于西汉，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其地春秋时属陈国，当时称为“鸣鹿”。就是说老子是春秋时期的陈国人。陈国地理位置靠近齐鲁两国，防止疫情传入陈国，显然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

　　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与瘟疫斗争中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成书于战国时代。内经《素问·刺法论》虽为后人所补，但却保留了一些可贵的瘟疫预防的知识。《素问·刺法论》中曾记载过这样一段有价值的对话：“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这段对话的意思是黄帝问：疫病来了，都是相互传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症状都差不多，若不靠救治的话，怎么能不让病情传染开呢？岐伯说：没有被感染的人，是因体内有正气存在，但这还不够，邪气依然可能会入侵，需要避开毒气。“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是中国几千年预防医学的核心思想。至于我们眼前的《道德经》八十章正是这样一篇大作，老子在此章中提出了以退为进、无为而治、改善民生、避战锁国的防疫治国方略。

　　老子是反战的。其中“小国寡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说明老子厌恶大国争霸，希望避免战乱。“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是为了放缓经济开发，减轻生态压力。春秋时期，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对土地和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会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产生人类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老子这一主张是对人类自身生产活动的自我节制与调整，意在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是要切断瘟疫的异地传播。老子所生活的陈国与疫情大国齐、鲁相近，中间仅隔着一个小国。老子发出“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是顺理成章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是要控制交通，限制人际往来，减少疫情传播。“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是要使民众返璞归真，远离奸诈贪欲，使社会回归到质朴醇厚状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要改善民生，这也是“正气存内”的社会物质保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具有避战防疫的双重内涵。从防疫角度说，就是要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老子以退为进的治国智慧是其“无为”思想在防疫中的具体运用。有些学者无视老子生活时代的生态矛盾与瘟疫肆虐之背景，将《道德经》八十章中以退为进、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全部曲解为复古倒退，此乃对《道德经》八十章内容之误读也。

　　当然《道德经》八十章内容也并非没有局限性。如老子反战思想虽然无可非议，不过他提出的“小国寡民”的解决方法则属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我们决不可因此而否定老子以退为进，无为而治，严格隔离以“避其毒气”的抗疫治国智慧。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他的以退为进思想也可被视为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洪朝宗）